情奔何处 - 何其亮

情奔何处

何其亮

出版时间

2026-03-31

ISBN

9787218193564

评分

★★★★★
书籍介绍
当黄慧如决定和男仆私奔时 绝不会想到,舆论洪流会将她吞没 众生喧嚣,无人在意她到底是谁 —————————— 【内容简介】 一九二八年,上海富家小姐黄慧如与男仆陆根荣暗生情愫,私奔至苏州。黄家人报案后,陆旋即被捕入监,黄也在产子后死去。其间,苏沪都市媒体持续报道,黄本人亦多次在报端发声。 作者梳理当时的媒体、戏剧、电影、小说等文本,还原了一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民国新女性形象及其命运,并以此私奔案为切口,探讨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新词汇如何进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再现时代变换时期的新女性困境与大众心理。 —————————— 【专家推荐】 本书通过讲述1928年轰动全国的黄慧如与陆根荣私奔案的来龙去脉及其影响,揭示了民国社会转型期的多重矛盾。作者通过挖掘报刊、司法档案、小说、戏剧等多元史料,生动再现了媒体如何塑造舆论、法律如何在革新与保守间摇摆,以及新思潮如何被大众挪用和重构。本书不仅讲述了一段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更深刻反映了性别、阶级、城乡与现代化进程的复杂互动,是一部以小见大的精彩之作。 ——王笛(澳门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 一部高质量的社会文化史著作,案例典型,材料丰富,理论分析具备少见的层次感和深刻度,捧读之下,既有趣又发人深思。 ——罗新(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借助跨媒介的视角回望一桩民国奇案,折射五四女性主义在商业洪流中的通俗化际遇。主人公黄慧如既是追寻自由的“新女性”,同时也是被媒体建构与解构的符号。本书描摹了精英理想与大众现实间的剧烈张力,为理解现代中国性别观念的生成与传播,铺陈出深刻而复杂的图景。 ——姜进(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描写的是民国时期一起未完成的私奔案,呈现出“娜拉”出走后的另一种镜像。书中的女主作为富家千金与自己的仆役私奔,导致仆役因为和诱罪身陷囹圄。是把这场私奔描述为恋爱自主和对封建旧家庭的彻底决裂,还是懵懂少女受奸人蛊惑脱离家庭庇护,即使女主本身的态度和立场也在不断变幻犹疑。这种变幻犹疑的背后是个人自由和家庭至上之间的伦理逐力,是已然更新的法律制度与传统的大众观念之间的不断缠斗,更是新闻媒体和都市文化对个人观念选择的影响和渗透。 与那些具有完满主体性的精英女性相比,本书呈现的是一个更普通、主体性没那么完满的娜拉的出走叙事,她在旧伦理和新观念之间既要又要而难以自洽。但恰恰在这种矛盾和挣扎中,我们得以看到女性真实动人的主体性实践,也能够重新省思那些林林总总的女性主义观念最终应抵达之处:个体真正的处境改变和真实的生命体验。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书中呈现的诸多议题,例如女性主义话语从精英刊物向通俗文化的下沉与变形、男性知识分子面对话语垄断权旁落时的焦虑与失态、保守主义借道德之名对公共领域多元声音的围剿,几乎每一条都能在今天听到隔空的回响。 本书的一大特色是对媒体角色的多重刻画。在黄陆事件中,媒体既是事件的记录者,更是深度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与此同时,媒体自身也被商业竞争、政治管控和读者趣味等力量所形塑。正是这些当年被生产出来的报道、评论、广告、剧评和唱词,如今成为还原历史现场最珍贵的史料。媒体的这四重身份——记录者、参与者、被形塑者、史料来源——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和精彩的展现。 ——方可成(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本书以黄陆私奔案为切入点,剖析女性主义的早期萌芽、女性能动性的实践与传播媒介的互动。聚焦个案来展现女性突破传统桎梏的抗争,为研究近代女性史提供了鲜活的微观视角与深刻的宏观思考,是个体、婚姻、法律走向现代的典型叙述,是现代性崛起的一个缩影。 ——梁景和(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这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可读性的作品,阅读过程中仿佛置身城市公共领域多元化的摩登上海。本书最迷人之处已经不是私奔案的故事情节本身,而是女主角黄慧如“主体性实践”的全过程,以及城市媒体与文化产业对此案的再生产。在回顾涉足本案20年来的研究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女性主义的内核应当是人文关怀。当社会沉迷于理念交锋与情绪释放时,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反而被消解。这一点也值得当下的女性主义讨论深思。 ——ruc猫猫(历史读书博主) 整本书写得非常有趣,阅读过程中忍不住多次哈哈大笑。这对年轻男女跨越阶层私奔又发生各种反转的民国故事,放到现在也一定能反复刷新和称霸微博热搜榜。作者的历史材料和理论学术工作做得扎实,对各种理论的引用和概括都很清晰而不失犀利,他还有处理历史材料时难得的现场感和对应当下的敏锐意识,熟谙江浙沪吴语区在传播讨论这件事时的各种地域梗、引爆点,并清楚地指出,这些历史和我们当下的各种呼应:虽是百年前男女私情的一桩旧闻个案,但放在今日,不少地方亦不觉过时,甚至颇有启发。 作者仔细梳理了由这件私奔案引发的社会大辩论、家庭伦理讨论、女性主义争论、司法实践矛盾,以及媒体的各种传播和衍生创造,可以说,他把当时中国社会的“现代压缩性”给全方位展示了一遍。有趣的是,最后无论是启蒙知识分子、基层法律工作人员,还是电影戏剧和通俗小说的文艺创作者,最终都走向了某种看似保守主义的合流,这对我们理解今天中国的很多热门事件,都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思路。 ——端木异(社会文化评论者) —————————— 【编辑推荐】 ◎ 一桩轰动民国的私奔奇案,照见时代交替时期的女性困境和觉醒。 本书以1928年黄慧如与男仆私奔事件为切入点,呈现20世纪20年代末新女性在时代浪潮中的真实处境,书写个体面临的抉择与挣扎,看见普通女性的觉醒与无奈。 ◎ 作者廿载深耕史料,还原案件全貌与时代现场。 以扎实的史实梳理案件始末、媒体报道经过以及法庭诉讼,在严谨考据与生动叙事中,再现处在舆论漩涡中的个体如何面对命运、安放自我。 ◎ 透视五四思想脉络,剖析舆论场中女性形象的流变与建构。 黄慧如的公众形象,从“革命恋爱者”到“无助女性”,再从“意志薄弱的女性”到“追求肉体快感的不良女性”的变化,折射出男性知识分子启蒙叙事对女性的塑造。 ◎ 审视情爱叙事的传播逻辑,揭示私奔事件如何演绎为都市神话。 通过跨文本、跨媒体的研究,剖析这起私奔事件在舆论传播中被通俗化的过程,展现公众趣味如何遮蔽真实的个体命运,最终使女性异化为消费品与文化符号。
精彩摘录
  • "滩簧 滩簧本是江南地区的一种民俗艺术,与弹词有着密切关联。两者均深受苏州地区传统戏曲的深远影响。滩簧二字,乍一听难以理解。其实,“滩”意指角色分配;“簧”或为“王”,吴语读音并无区分,意思为“枉”(虚假、虚构),指演唱或扮演虚构角色。二字组合则清晰表明以演唱表现角色,进而讲述完整故事。”在江南各地区,滩簧进一步衍生出多个子类别。据现有记载显示,苏州滩簧(苏滩)与上海滩簧(本滩)艺人均有参与关于黄陆事件的节目演出。鉴于滩簧多在城市与乡村的茶馆、游艺场及露天场地等场所上演,其目标观众主要是社会中下层乃至底层成员。"
  • "此小调似乎源自一部名为《阴审黄慧如》的滑稽戏。此滑稽戏描绘黄慧如死后在阴间向包拯(999—1062)诉说冤屈。滑稽戏大师杨华生(1918—2012)曾回忆,他年少时在学校与街头表演滑稽戏,便演出过如《阴审黄慧如》之类剧目,从而开启其滑稽艺术的生涯。一次,他男扮女装饰演黄慧如,其搭档饰演包大人,而观众多为杨的街坊邻居。为吸引观众,杨华生刻苦钻研京剧唱腔以演绎唱段。5事实上,滑稽戏原本是街头艺术,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如此。因此,滑稽戏长期以来肩负着向下层观众传递新闻的使命。此类观众大多目不识丁或仅略通文墨,无法自行阅读报纸,使得一些滑稽戏演员专门从事以轻松幽默的方式登台演说当日报纸的新闻故"
  • "社会小说与新闻事业 探讨黑幕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流变关系时,鲁迅“与王德威”均将民国时期兴起的黑幕小说视为一种有敲竹杠、恶意诽谤嫌疑的堕落文学。更重要的是当时,黑幕小说及其作者本身便是作者所批评的“社会腐败”一部分。托马斯·贝尔特莱因指出,黑幕小说之所以备受指责,原因在于小说中“所有恶行远比少数真正好人事迹描述得更加丰富多彩”。相较之下,黄心村试图通过将“社会小说”译为“社会纪录片小说”(socio-documentary fiction),只因其真实记录社会现实,故而被黄称赞“社会小说”拥有实际用途。”黄心村的研究对象张爱玲,年轻时也曾是社会小说如《歇浦潮》的热心读者。确实,张爱玲创作的小说"
  • "黄慧如于1928年8月从《民国日报》中接触并学习的有关婚姻自由与家庭改革的理念,实际上是新文化女性主义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女性主义,无论五四运动之前还是期间,实际上是一松散框架。此框架涵盖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与实践。总体而言,所谓的五四女性主义可分为无政府女性主义与自由女性主义两大流派。 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它承认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女性进而解放整个社会,但此目标与“民族主义”话语无关。”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女性主义关键词,如“自由恋爱”事实上带有强烈的无政府女性主义色彩。自由派女性主义,则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婚姻自主权、平等教育机会,以及作为现"
  • "在此家庭系统中,女性生儿育女的角色,常用科学或进化论来解释并合理化。最终,自由派女性主义与进化论相结合,产生“进步论女性主义”,其理论假设为“当女性个体自由地按照其本能的异性恋行动并为社会繁衍而选择到优秀男性时,人类社会与人种进化就会加快速度”。2“进步论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意志与情感”“解放与主体性”以及“自然进化与社会进化”等话语,”最终于20世纪30年代为国民政府所采纳,成为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28与此同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者亦调整其策略,将性别平等观念转变为女性寻求特殊待遇及保护女性政治权利等诉求,以应对国民党政权的干预。2”"
  • "国民政府的统治同样深深困扰着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李木兰(Louise Edwards)分析指出,社会改革派男性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亟需变革,其中包括家庭与婚姻。他们中许多都是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将国家生存发展置于个人之上。然而他们对新女性大量出现于公共领域惴惴不安并要求对女性加强规训,实际原因是在商业文化发达以及国民政府崛起的背景下,男性知识分子发现其无法垄断新女性的定义权。加之与新掌权的国民党政权发生种种冲突,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权力与影响力日漸丧失”,改革派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强的失落感。”在此情况下,男性知识分子为重新确立其作为社会变革的领头羊地位,故大声疾呼严惩所谓的女"
  • "王飞仙研究发现,五四运动在民间的影响远被高估。例如,余英时(1930—2021)16岁之前从未听说过“五四”概念。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重中之重,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举行的入学考试中,大多数考生竟认为试题中“五四运动”意思为“5月4号运动会”。2王飞仙因此指出,新文化作家热衷使用“权利”“民主”“社会”等术语,然而大多数读者对此概念茫然无知。3"
  • "根据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1940—2017)论述,国民政府的保守主义充其量是一种政治权宜之计,旨在降低社会与政治的动荡,并将社会变革置于政府的可控制范围。10在另一篇文章中,德里克指出,国民政府的保守主义在新生活运动开展时达到巅峰。其本质是一种“对现代问题的现代回应”,目标在于“同时消除社会激进主义,并将大众转化为其意志的工具”。l德里克观察到新生活运动,尤其是国民政府的保守主义普遍缺乏连贯性,并揭示了其内在的矛盾:“它是一场大规模政治运动,拒绝民众政治倡议,却将人民的行为组织到最细微的程度;它旨在使人民政治化,却拒绝赋予他们任何政治角色;它鼓励个人主动性,却又将个人降格为"
作者简介
何其亮,上海人,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专攻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城市史,著有多部中英著作,代表作有《个体与集体之间: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评弹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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