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的贡献主要还是编辑出版了曾国藩全集、走向世界丛书和周作人文集，他的文章短小有意趣，也颇有思想含量，但特色尚不够明显，可读但不算很突出。

念楼的文章依旧是有趣有力，深刻有寓意。作为出版的前辈，钟先生的成绩自然是高山仰止的。更可贵的是，先生始终有着一种自觉，作为出版人的责任和警醒的自觉。

钟老之文，温而刚，和煦之中不乏凌厉，或谓书生之见，我独嗜之

钟老先生三观正，文字好，每次读到他的文字，不忍释卷。

还是一如既往地赞叹！五星诚意推荐！读过钟先生的书的，更应该看。

钟书河君的文字很有味道，内文很是丰富多彩

钟叔和的文字比较简短，读起来轻松，和朱正两个都是湖南的奇人

有些情况推测过，钟老的坚持可贵。有些话说的是那时候，旧时候，也会想到此时候。也辩过利弊，闲话而已。

初读:2025-07-26 周末读书自遣📚 未央湖 湖东居 闲静斋 购书:2025年07月12日 孔夫子旧书网 知夏书坊 版本:2014年08月第1版 2014年08月第1次印刷 大托铺的笑话：百家小集 钟叔河著(现拆塑封)

都是在2014年出版的钟叔河的书，和《左右左》《人之患》相比，这本《大托铺的笑话》内容更有趣好看，虽然也是读稗史笔记的随笔感想，但是明显选文更大胆，不是“学其短”那种小儿科。附录小传也很诚实，不像那两本书里点到为止。

以文字论，平实，以才学论，清通，只趣味性不错，读之聊作消遣而已。

独立而博学，今日能言而敢言如钟老者，凤毛麟角。

观点很正，小文章写的很舒服。

鲁迅以来，杂文已经强弩之末。新闻检查益见森严，针砭文字更加蜻蜓点水，偏重采撷故纸，任由遐想。棺盖论定不妨发穴重审；牢骚满腹却见古已有之。古今相喻，或廖以宽慰；或徒增无望。附录心迹坦诚，老来赤子。随着这些人，典雅国故终于要故去了，朴素家国也就要故去了。#感谢嘉定图书馆

裡面有許多文章，已經收錄在早前的書裡面了，但再讀一遍，還是很有味道～人名和典故有待整理。

四星半，朴实刚毅，行胜于言。

这便是专制政治最可怕的一面。君要臣死，臣便不得不死，即使位极人臣，也救不得自己一条命。……只有后来苏联“大审判案”用酷刑迫令“犯人”自污，杀张志新先割断她的气管，像“杀哑巴鸭”那样捏住颈根使不出声...

有位外国文人说得好，若是厌恶某某人，希望他跌价，最妙的办法便是将其荒谬不通的诗文印出来示众。 据说，有的人一生只作过一首诗，如“劝君莫惜金缕衣”的杜秋娘，这一首诗不朽，这个人也就不朽了。 既然是一种...

这项国恥大工程 張中行的《流年碎影》 有汽車（p142） 《張魏公浚行状》（p145） 《读張中丞传后叙》 《張魏公浚行状》（p146） 在宮中（p148） 帯兵打进了京城。（p179）

一种文化绝不能靠排斥其他文化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217]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又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拜，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志。但中国有力量追求进步，现在认识世...

现在已经多了些言论自由，不会再因言获罪了。但“走向世界”的过程仍远远没有完结。走向世界文明正轨的过程很复杂，拐点的出现可能还要再过几年、十几年、几十年。古老文化的遗传性和复制力很强，遗传的病毒使肌...

一直有人骂周作人，这并不奇怪。一个已经被打倒、已经戴上了“帽子”的人，骂他既可以显示自己“正确”，又不至于给自己带来任何风险。刘少奇倒了后骂刘少奇，“四人帮”倒了后骂“四人帮”，都是同一样的心态。...

参加工作后不久读到上海出版的《鲁迅的故事》，署名周遐寿。其中有一节《一幅画》，说他的小弟弟三岁时死了，母亲叫他找人画一幅像，又没有照片，不知道什么样子，画师完全是凭想象画的。这幅画在母亲的房里挂了...

前些时，可能是在宣传部门的主导下，在湖南很炒作过一阵子“湖南精神”，很强调“湖南读书人的传统”。对这种宣传我不感兴趣。因为我认为，读书人——知识分子不能分为湖南的、湖北的、广东的……他们都是公共的...

《鸳鸯牒》只是篇游戏文章，刘体信却“上纲上线”，尽量将其郑智化、意识形态化，斥之为“亡国之音”，云：“其流毒比张献忠李自成奚啻千万倍，不待张李作乱，明季之人，心亡久矣，虽欲天下不亡，得乎？”他却不...

现在的刑法和治安罚则中，都不见有惩办倒提鸡鸭的条文，可见元朝的禁令和租界的法规，并未能行之久远，这也是“理之固然，势所必至”的。善哉清雍正帝之言曰：“法令者，必其能禁而后禁之；明知法不能胜而禁之，...

有位古人，还用“平上去入”来开过玩笑。此人即纪晓岚，他当过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于教育部长、副总理，为《四库全书》实际上的主编，卒谥文达，是清乾隆时名气最大的知识分子。徐珂《清稗类钞·诙谐类》说...

民国初年，清朝遗老在世的还多，他们笔记同（治）光（绪）时期的朝野见闻，实际上是在写自己的回忆录，读来饶有兴味。 山东潍县的陈恒庆，光绪丙戌成进士，分发工部，后任巡城御史。民国六年，他用“谏书稀庵主人...

现在该“点题”来说说“盛世修史”的事了。近见报纸刊载：“十年中将有几千名清史研究学者参与清史纂修，以工程招标的模式由各界承包，总经费至少在六亿元以上。”几千人和缪荃孙认为“人多手杂”的三十人和十六...

《草堂之灵》所指出的《汉书补注》的毛病，近二十年来的注释夲是更加多，也更“小儿科”了。短文不能长说，只举一句为例： 时道光三十年正月既望，××××甫识于汉皋孙氏枕流漱石之馆。 这短短的一句话竟出了六...

如今的苏州游记，多把苏州人写成软语吴侬，名胜也只讲几处庄园，“五人之墓”早被冷落，连《古文观止》压卷的《五人墓碑记》也没谁选读了。难道说在黑暗腐朽透顶的专制统治下聚众闹事，到如今还是“佛言不可说不...

反观乾隆，近人马宗霍《霁岳楼笔谈》谓其“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87]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即在帝王之中，这评价也比宋高宗差远了。可见即使为“留名”计，“每至...

这则故事，我所见最早的文本，在宋人李之彦《东谷所见》中。明人赵梦白《笑赞》、清人金埴《不下带编》、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等均有记述。清人重考据，对别人讲的　故事也要来认真，《不下带编》引《资暇录...

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样子。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读书人轻商的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

中国的文人（再往前叫儒生）有一种遗传病，对于暴政从来俯首帖耳，社会生活中遇横逆之来亦退避唯恐不及，唯独对于同类却“气”特别盛。文网稍宽时，生怕大家呼吸轻松，总想制造一点能够锻炼文字狱的材料出来才甘...

历史上的文人都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是文化专制的受害者，是“苛”的对象。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在毁害韩非、建议焚书时，也显得那样的“苛”，那样心狠手辣。但他早已削尖脑袋钻进“核心”，成为了统...

不久前《三湘都市报》上有何云波一文，介绍了讽刺贪官污吏腐化生活的一首改字诗，可见这种体裁的生命力还是存在，现凭记忆默写如下： 当官不怕应酬难，万盏千杯只等闲。 美酒壶中腾细浪，珍肴腹中走泥丸。 桑拿顷...

供品在神们享用之后如何处理，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近看褚人获《坚瓠秘集》，卷四记着一个有趣的故事：明朝末年苏州有个俞胖子食量惊人，把父母遗产吃完了，便用最后四两银子在城隍庙里租下一尊“皂隶”（城...

曾国藩也纳过妾，第一个妾买来一年多便死了，却未在其诗中留下任何痕迹。最有意思的是，他想纳妾，却说是为了挠痒痒，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与澄弟书有云：“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劝买一妾代为...

《遗集》收有鸿章所作赋十四首（曾氏全集收赋两首），文五十二篇，诗一百三十九首，诗文数量虽不及国藩，也不算很少了。最早的诗作于鸿章二十岁时，如《入都》之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

上面所说买卖的是性，还有没有情呢？贾政之于赵姨娘，恐怕难说有情。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除了性之外，总还多少要有一点情。张爱玲虽是女人，但她从父祖辈的生活中见惯了海上花开花落的情形，有一段话实在说...

这便是专制政治最可怕的一面。君要臣死，臣便不得不死，即使位极人臣，也救不得自己一条命。……只有后来苏联“大审判案”用酷刑迫令“犯人”自污，杀张志新先割断她的气管，像“杀哑巴鸭”那样捏住颈根使不出声，连明白话都不让留下一句，才是最黑暗最灭绝人性的暴政。

《读張中丞传后叙》
《張魏公浚行状》（p146）

上面所说买卖的是性，还有没有情呢？贾政之于赵姨娘，恐怕难说有情。而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除了性之外，总还多少要有一点情。张爱玲虽是女人，但她从父祖辈的生活中见惯了海上花开花落的情形，有一段话实在说得对男人们够体谅的：
　　有产阶级的男子，既没有同本阶级女性平等社交的自由，这种自由就只有到长三堂子里去找了。
精通东西文化的辜汤生说得更不客气却也更幽默：
　　中国人之召妓，有如西洋人之求爱；中国人之娶妻，则如西洋人之宿娼。
明乎此，自知何以赠校书、悼亡姬都是中国爱情诗的正宗，杜十娘、李香君、小凤仙则是中国爱情戏的主角，香山居士又岂足深责。
　　如[15]今大兴古学，大捧古人，古典文学比胡适陈独秀时代更吃香了。我却希望积极学古的青年朋友能看到，在古典文学里有《卖炭翁》，也有《不能忘情吟》，这里无妨套一下公式，也就是所谓精华与糟粕吧。白乐天自不妨其为伟大诗人，但也要看到伟大的亦有不伟大的一面，硬要把七八十岁老人御女说成多么美好伟大，说樊素、小蛮、女道士、小尼姑等人也沾上了伟大的光，硬要请她们来当什么戏的主角、做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就更加可以不必了。

《遗集》收有鸿章所作赋十四首（曾氏全集收赋两首），文五十二篇，诗一百三十九首，诗文数量虽不及国藩，也不算很少了。最早的诗作于鸿章二十岁时，如《入都》之一：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定须捷足随途骥，那得闲情逐野鸥。
　　　　笑指卢沟桥畔路，有人从此到瀛洲。
“少作”自然难免浅露，但诗律完全合格，“意气”也很轩昂，强烈地表现出一位入京应试的青年人对事业和功名的追求和渴望。
　　这样的诗，曾国藩是不会作的，即使作了，也不会留着入集的。他于道光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写给老弟的信中道：“四弟之诗，又有长进，第命意不甚高超，声调不甚响亮。命意之高，须要透过一层，如说考试，则须说科名是身外物，不足介怀，则诗意高矣；若说必以得科名为荣，则意浅矣。举此一端，馀可类推。”其实曾李同为功名中人，并无二致，曾氏论诗时的“命意”固然较高，矫情之处也就多少显露出来了。

曾国藩也纳过妾，第一个妾买来一年多便死了，却未在其诗中留下任何痕迹。最有意思的是，他想纳妾，却说是为了挠痒痒，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与澄弟书有云：“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寐，手不停爬，人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此其所以为“文正”欤，李鸿章“忝为门生长”，这方面却比老师差远了。

供品在神们享用之后如何处理，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最近看褚人获《坚瓠秘集》，卷四记着一个有趣的故事：明朝末年苏州有个俞胖子食量惊人，把父母遗产吃完了，便用最后四两银子在城隍庙里租下一尊“皂隶”（城隍神左右的鬼役，服色同戏台上老爷问案时站在两旁吆喝的“红黑帽子”差不多），每天去取那里的一份供品，代为咀嚼消化。但俞胖子的肚皮太大，一尊皂隶的供品还吃不够，亲族们只得再集资四两，为他又“包”下一尊，这才能“充然果腹”。这样一直吃到明灭清兴，顺治初年俞胖子死后，亲族们将两尊皂隶转租给别人，为他置办了衣衾棺木安葬。
　　这下我才明白，原来过去庙里的供品，是可以由人出钱“承包”了拿去吃，而且这承包权还可以转让的。皂隶的地位，不过等于如今一名法警，一尊即可收包银四两，以此类推，全庙此项收入必然客观，庙祝们笑纳之馀，恐怕还得上缴一部分也说不定。

不久前《三湘都市报》上有何云波一文，介绍了讽刺贪官污吏腐化生活的一首改字诗，可见这种体裁的生命力还是存在，现凭记忆默写如下：
　　　　当官不怕应酬难，万盏千杯只等闲。
　　　　美酒壶中腾细浪，珍肴腹中走泥丸。
　　　　桑拿顷刻周身暖，麻将通宵夜不寒。
　　　　更喜佳人肤似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历史上的文人都不是统治者，而是被统治者，是文化专制的受害者，是“苛”的对象。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斯，在毁害韩非、建议焚书时，也显得那样的“苛”，那样心狠手辣。但他早已削尖脑袋钻进“核心”，成为了统治者，不复是文人身份了。但即使是当上丞相的李斯，最终还是斗不过厮役出[61]身的赵高，被夷了三族，他在全家被杀时对儿子说的话：
　　欲与若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很有形象思维色彩，仍是文人本色当行，但紧接着挨的拦腰一刀，却比韩非吞毒药还痛。

中国的文人（再往前叫儒生）有一种遗传病，对于暴政从来俯首帖耳，社会生活中遇横逆之来亦退避唯恐不及，唯独对于同类却“气”特别盛。文网稍宽时，生怕大家呼吸轻松，总想制造一点能够锻炼文字狱的材料出来才甘心，好像统治者不“苛”他反而不好过似的。这可以称之为想“苛”的瘾，不知道几时才能根除。
　　历史上文人吃“苛”的苦头太多了。如果文人还要帮统治者挖墈寻蛇，不断地从活着和死去的同类中找“乱臣逆党”，不断地把禁书的单子开出来，那么，文人作为一个整体，挨整只会挨得更加厉害。
　　二千二百年前，秦始皇坑了四百六十多个儒，文人谈起来至今痛心疾首。但《史记》明明写着，四百六十多人中的大多数，也是在“案问”时“互相告引”攀扯出来的，大约是最初被“案问”的人觉得别个没有被“案问”，自己心理不平衡，也就是犯了“苛”的瘾。
　　统治者的事不好说，我只希望被统治的文人们对于同是文人的人和文不要太“苛”了。为世间多留下几篇“月明星稀”之类的文字总不是什么坏事，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后人不能只读《养一斋集》。

传统读书人多轻商，《儒林外史》里的牛玉圃，只能算读书人中的败类，在新认的侄孙面前，也要装出一副看不起盐商的样子。予生也晚，已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对读书人轻商的情形亦曾亲见，不全是从《儒林外史》里看来的。
　　可是，公认为传统学人最后的代表的陈寅恪先生，却在我出生前十多年便发表过相反的意见。一九一九年九月八日的吴宓日记中，记载过陈先生的一段话：
　　孔子尝谓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66]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谋生之正道）。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
下面还有几句批评“妄倡邪说，徒言破坏”，且不必引。
　　在这里我只想指出，陈氏所揭橥的原则——事学问者不可倚学问以谋生，是颇有几分道理的，至少在“理想国”中应该如此（吴宓系因译述柏拉图《理想国》而及陈氏之言）。因为学人如倚学问以谋生，即不能不随人敷衍，屈己从人；学问文章成了营求名利的手段，即不能不牺牲独立性和纯粹性，水平和价值均不能不大打折扣。

这则故事，我所见最早的文本，在宋人李之彦《东谷所见》中。明人赵梦白《笑赞》、清人金埴《不下带编》、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等均有记述。清人重考据，对别人讲的　故事也要来认真，《不下带编》引《资暇录》云：
　　太行（杭）本俗称，当以太行（形）为正。《山海经》：“太行山一名五行山，《列子》直作太形。”则形乃本音也，知之者鲜矣。
　　我查了一下，上面所引都出自郝懿行的笺疏，郝氏乃是严肃认真的学者，他的考证是可信的。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也引以为证，说：“此仆之考核，胜乃主多多矣。”清末周荇农《思益堂日札》亦采此说，并认为读“泰杭”与宋代以后应制文字中讳“大行”二字有关，因为新死的皇帝皇后叫“大行”，所以山名不能不避讳。
　　对于我来说，此类考据文字，读来均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感。到底是行还是形，专门家也许可以去讨论，像我这种不搞学问的普通人觉有有趣味的，却是学堂老先生最后说的那句话，而以赵梦白的文本最为隽永：
　　你输他一次东道不要紧，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
梁绍壬的暗语也很妙：“老儒之言，甚有意味；盖有真是非遇无识者，正不必与之辨也。”
　　在我们一生中，硬要将太行山叫做大形山的情形，恐怕也见到过不少回吧。将遍地碉堡的小叫化子国家称为“社会主义明灯”，将考场交白卷的考生称为“红色学习模范”，如今张艺谋拍的影片又将焚书坑儒杀人无数的暴君称为“护国护民”的“英雄”了。当一阵风压倒一切时，吾侪小民还敢“与之辨”吗，也只能“让他一世不识太行山”，去他妈的算了。
　　好在太行山仍旧巍然不动地屹立在中国大地上，上帝却如尼采说的那样“死掉了”。山本来是移不开挖不动的，移山填海，无非梦呓，何况并没有人真去挖过一锄头。

反观乾隆，近人马宗霍《霁岳楼笔谈》谓其“每至一处，必作诗纪胜，御书刻石，其书千字一律，略无变化，虽饶承[87]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即在帝王之中，这评价也比宋高宗差远了。可见即使为“留名”计，“每至一处”都要“御书刻石”，既费心费力，又不免相形见绌，何如承认天下人字写得比自己好的还多着，让出几块牌匾纪念碑什么的给别人去写，岂不是还能赚得叶绍翁一番称赞，说“圣人不没人之善如此”么。
　　至于字写得远不如乾隆，甚至被公认为恶札的帝王或准帝王，也要学乾隆那样到处都题，人们会怎样评价，后世会怎样记述，我就不好推测了。

还有些连帝王的边都挨不上的　地方官吏，也偏好舞文弄墨，到处题写。长沙近郊最近重建“洗心禅寺”，道场颇大，联匾亦多，落款却多是党政官员，甚至一人写了两三处，其书法却实在不敢恭维。联想起九里松题字，觉得古今人相较，羞恶之心真是相去太远。

如今的苏州游记，多把苏州人写成软语吴侬，名胜也只讲几处庄园，“五人之墓”早被冷落，连《古文观止》压卷的《五人墓碑记》也没谁选读了。难道说在黑暗腐朽透顶的专制统治下聚众闹事，到如今还是“佛言不可说不可说”的么？
　　隔“五人之墓”不远处，还有一座顾义士墓，埋的是一位清朝带头罢工被杀的织工顾某，碑阴题有四个字：“义无反顾”。二十多年前去苏州，好不容易寻到了“五人之墓”，凭吊流连时发现了这座碑，在这四个字前又默立了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