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敢对晚清的“激进派”下判断。在主流叙事里，戊戌变法与立宪派几乎天然等同于进步与爱国，而萧功秦却提出：正是这些精英把“宪政”当成了一剂万能丹药，以浪漫主义的狂热推动政治两极化，反而加速了王朝的崩亡。作者借“铁路国有”这一案例翻案——清廷的强硬收权看似愚蠢，民国政府放低身段妥协，结果铁路仍归国有，只是代价由民间承担。由此逼出一个尖锐问题：亡国未必是决策方向之错，而是不肯为改革的现实成本买单。书中对李鸿章“主和”的重新定位、对“泛道德主义”如何绑架主战论的剖析，都带着强烈的当下关怀，读来难免争议，却也正是它区别于一般史论之处。
作者简介
萧功秦，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预测”专家，中国国有企业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青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委员，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促进会学术委员，《大公报》特邀评论员。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清末激进与保守博弈，揭示变革悲剧根源
- 从政治学视角解读新政，批判宪政文化误读
- 探讨新权威主义，反思现代化路径选择困境
读者共识
- 视角独特，为理解清末历史提供了新颖的分析框架
- 对激进主义浪漫化倾向的批判深刻，发人深省
- 部分读者认为其立场偏颇，论证存在理想化色彩
精彩摘录
- "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失败了，清王朝也引火烧身，随之崩亡。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国有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用民国时人们的说法，在清末“民气尚固”的情况下，铁路国有只是“时会未至”。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推行这一政策。 然而，对于一个从事交通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来说，铁路国有乃是历史的基本趋势。民国政府在建国伊始，就继承了被它所推翻的清王朝的未竟之业。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也即清王朝崩亡一年多以后，民国交通部就提出了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的政策。其基本办法与清政府几乎如出一橄。然而，这时的商办派土绅商民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入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高呼"
-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着法。 李鸿章《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受50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刻板的思维定势所致。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这正如我们好不容易养成了留辫子的习惯，要大家剪掉也难。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只要举以下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了：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
- "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你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本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在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决不是无条件地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
-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士绅地主是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的食利阶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他们毕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社会伦理责任，并承担着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的组织以及农村文化传统的延续的功能。面对官府，这些土绅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社会自主体的利益。而民国以来的土豪、恶地主、地痞流氓与“刁民”以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与收税人自居，成为国家专制主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最直接的帮凶。由于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彻底崩坏，20世纪初以来，农村的自主性与自治性，随着农村士绅阶级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而土豪地主、恶霸则更是肆无忌惮，这几乎是民国初年以后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过程。"
- "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族统治多数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而这种统治之所以得以实现，必须以封闭性的特权等级结构为基础。正因为如此，统治阶级子孙后代治国能力的递减，则成为这种特权结构的历史因果报应。"
- "些外国在中国的观察家也认识到铁路商办政策出现的严重问题。日本驻东北的领事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人们相信，必须发展地方工业，必须抵制外国品的进口。但是，人们却没有进行过社会经济形势、供求关系的调查，没有对于收支进行全面性的综合考虑，准备工作也付诸阙如。这些模糊的不成熟的实践，可能是为了满足较高层官吏的要求，或者为了回应民众的喧闹呼声，然而对工业的本质特点却是一无所知。”这位作者尖锐地指出，这种收回铁路利权运动，“把官员们轻信易欺与半通不通的士绅的愚昧观点结合起来了。”"
- "事实上，四川商办公司原先就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的观点的分歧，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坚持对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亏空部分股资不予承认的僵硬态度，激起各方强烈不满，从而使商办派内部的分岐的态度反而趋于统一。保路运动中的上层温和派原先主张，只要政府如数还款，就同意把商办改为铁路官办，此时，由于清政府不愿全数还款，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与威胁，于是一反原来的态度，也跟着激进派变得强硬起来。他们说政府“不但夺路，并且谋财”，可以说，这正是他们的心里话。 在这种情绪化的紧张氛围中，阴历五月十七日，政府与四国银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达成都，这一合同书经过激进派在报刊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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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有新意
更像是政治学的研究，看了前言基本就知道整本书的内容了。按照最稳妥、代价最小的办法去变革当然很好，但现实并不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后见之明其实也显示不出什么高明之处。
当年读时，感觉发现了“新大陆”。今天回看，才发现，作者的立场存在严重问题。“维新派”的诉求，其实相当温和，并无任何“激进”之处。
第二次读，感受仍深。
对晚清当权者最后的挣扎有着很好的描述和分析。
清末新政令人不能不想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论述，一个已经失去合法性的政权进行改革，只会加速自己的灭亡。同时，本书也对“制度决定论”，以及在面对实际问题时的泛道德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改革失败了，代之以更激进的革命，然而辛亥以后，中国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很明显并不是。这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民族的悲剧。
是本好书，观点我认为很新。——尽管这是一本十年前的书了。
光序言就读了三遍……
振聋发聩，近现代史不是只有意识形态史学的屈辱落后，歌颂zg
戊戌变法庚子事变后的清末新政，清末立宪无限唏嘘
两个多月，终于读完了……
明确反对本书立场。其余不评价。
3.5。还是有洞见的，比如对清末改革的两难困境的体察就颇具洞察力。全书新概念很多，但很多是直接引用自别人的著作(亨廷顿更是被疯狂引用)，自己的生发创造似乎并不多，除此之外，此书犹有论据不足之嫌。(后记中管孙中山叫愣头青，说戈尔巴乔夫一无所长，我认为是失之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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