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建构中国的新文化，如何展现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文化传统，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就提上议事日程并被争论不已的一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五四以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和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延续至“文化大革命”时，实已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因为经受了这一重创，才有了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又对前此走过的路程和形成的思维定式的重新反省，才有了痛定思痛、幡然悔悟。这既是新一波思想解放运动启动的触发点，又是新文化建设模式探求的一次新的转换。从这时起，中国学术界围绕五四运动及其随之而来的新文化发展的研究，才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才真正具有科学探求的意义。这一进展不仅表现为对过去一系列视为所谓“禁区”问题的重新研究，对一些所谓“资产阶级”文化代表人物（如蔡元培、胡适等）的重新评价，更重要的是学术界在这一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新的文化建设思路——一种全方位地开拓民族文化发展的新思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的二十余年间，以1989年为界，可以划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主要是再次认定五四运动的“反封建”性质和思想启蒙（思想解放）作用，对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两大思想主题重新作出阐释。后一阶段在表现五四时期不同思想流派的文化主张的同时，逐渐出现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回潮和新的发展。汇集在这里的论文，最早的作于1990年7月，最晚的完成于去年9月，从时间上说它们正是对应于新时期五四运动史研究的后一阶段，它们作为这些年我的学术工作和思想探索的历史记录，明显带有这一阶段的历史痕迹。在这十余年间，我所写的论文并不限于这些，这里是按主题将相关的论文加以筛选而成，并在收入时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订正，蕴含有“文存”的意味。
欧阳哲生，1962年5月生于湖面长沙市。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之累——胡适思想之现代阐释》、《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严复评传》，编有《胡适文集》、《傅斯年全集》等多种文集。
- 本书的真正价值不在于提供全新的颠覆性结论，而在于展示了一种稳健的历史解释框架：即如何在承认断裂的同时，寻找连续性的线索。欧阳哲生通过挖掘清代朴学与五四精神的隐秘关联，打破了“全盘西化”的刻板印象，证明了新文化并非无根之木。相较于同类著作常有的激进批判或温情脉脉，本书保持了冷峻的学术中立，既指出了新文化人在实现传统转换中的历史局限，也肯定了其开创意义。这种平衡感使其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不可或缺的基石之作。
- 尽管部分观点因时间流逝而显得平淡，但本书在方法论上的示范意义依然显著。它提醒我们，思想史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学术谱系和社会心理机制。与当下流行的碎片化、娱乐化历史写作相比，本书的“慢”与“深”恰恰是其稀缺品质。对于想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解中国现代性困境根源的读者，这本书值得细读。它不是快餐式的知识补给，而是一次对思维定式的严肃矫正，适合在静心研读中体会那种“痛定思痛”后的理性回归。
- 本书核心在于重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事，提出“新文化的传统”这一悖论性命题。作者欧阳哲生并未将五四视为传统的彻底断裂，而是深入挖掘清代朴学、下层文化与新文化人治学路径之间的内在联系，论证了新文化运动实为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换，揭示了启蒙话语背后深厚的本土学术根基。
- 通过对胡适、傅斯年等关键知识分子的个案研究，本书展现了民国学术体制与思想流派竞争的复杂图景。书中指出，各大流派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学理优劣，更关乎谁能有效整合民族情绪与文化霸权。这种从社会心理和权力结构视角审视思想史的方法，超越了单纯的人物传记或观点罗列，提供了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新维度。
- 作为一部跨越十余年的论文合集，本书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五四研究的范式转移。它标志着研究重心从政治定性转向文化反思，从简单的“反封建”标签转向对现代性构建过程中传统与现代张力的细致剖析。书中关于儒学关系及价值重估的论述，体现了作者在痛定思痛后，试图在历史废墟上重建理性认知框架的努力。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的学术严谨性与平实文风，认为其没有过度煽情或晦涩的理论堆砌，而是基于扎实史料进行冷静分析。多位读者提到，书中对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梳理清晰有力，展现了大教授应有的治学态度，是了解民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可靠入门书。
- 部分资深读者指出，由于成书年代较早，书中许多精彩论断已被后续研究吸收成为常识，因此初读时可能觉得“一般般”或缺乏新意。然而，对于需要补充基础知识或回顾学术史的读者来说，它仍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记录了那个特定时代的思想解放轨迹。
- 考研群体对本书评价两极分化但总体偏向实用。有人视其为复试加分项，因其能体现对原著的深度阅读；也有人批评其内容相对浅陋模糊，认为不如直接阅读原始文献或更新的研究成果。这反映出该书作为“过渡性”学术作品的定位：既是基础，又非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