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不是一本教你如何欣赏文学的工具书，而是一场关于'如何与文本建立关系'的诚实自白。洪子诚把'读'还原为一种处境：读者的动机、心情、所处环境，乃至历史投下的阴影，如何悄悄渗入对一句诗、一段叙事的判断。书中对北岛意象'悖论式'结构的拆解、对加缪《鼠疫》'见证'意识的辨析，都显示出他逼问写作者的姿态——'幸存者'身份在带来道义优先的同时，是否也悄悄转化为一种自恋式的审美特权？读者最看重的，恰是这种不留情面的自我警觉：阅读是一种对自我局限的挑战，而文学从不轻易给予答案。适合那些不愿被'感动'轻易打发、愿意与作者一同追问的人。
作者简介
洪子诚，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2年留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协作教研组担任写作课教员。1977年转入当代文学教研室。1978年评为讲师。1985年评为副教授。1993年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2002年退休。现参与中国新诗研究所《新诗评论》、“新诗研究丛书”的编辑工作。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材料与注释》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学者洪子诚分享阅读北岛、契诃夫等作家的真实感受与方法。
- 探讨读者与文本关系，揭示阅读背后的历史语境与个人心境。
- 从文学延伸至古典音乐，展现跨艺术门类的深层审美体验。
读者共识
- 作者坦诚自省，娓娓道来，无架子，语言亲切且知识性强。
- 部分篇章与其他著作重合，编排略显拼凑，但内容质量高。
- 虽非虚构故事，但能引发对阅读本质及自我认知的深刻共鸣。
精彩摘录
- "感谢在描述艰难时世时采用的非感伤、非怨恨的叙述语调。"
- "日本学者近藤直子、加藤三由纪谈到韩少功《爸爸爸》的丙崽，说“人类是组织群体而生存，这种生存方式里潜在着残酷性”；当“一个集体面临危机，就把异类奉献给外面世界或排除到集体之外”。面临危机而不断制造“异类”，抛出“异类”，是我们这一辈子经常面对的事实。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如赵园老师所说的“戾气”。一种极端、苛刻、暴力、怨恨，一种病态的激情。"
- "在重大的、牵涉到许多人的历史事件之后，文学的承担精神和“介入"意识，首先表现为亲历者以各种文学手段，记录、传递那些发生的事实，为历史提供“证言”。这被看成“历史”托付的庄严使命，在由一种文化传统所支配的想象中，他们的良知被唤起受到召唤和嘱托。亲历者的讲述，他们对亲历的体验、记忆的提取・在历史叙述中肯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呈现历史面貌的重要手段。加缪的《鼠疫》，不论是内在的逻辑，还是叙述的形态，都特别突出“见证“这特征。"
- "全面地说，如果不应该完全否定“幸存者”身份意识在写作上的积极意义，那么也不应该对它有可能产生的损害毫无警觉。这种意识、观念在写作上，既表现在为“良知”所支持的提供“见证”的责任感，表现为对美学标准的历史维度的重视，也表现为收集并强化“不幸”的那种“自怜”与“自恋”，表现为将“苦难”给予英雄式的转化。同时也表现为提升“幸存”经验表达的价值等级，认为在道义上和艺术上，都理所当然的具有优先性，以至认为“幸存”的感受就具有天然的审美性。"
- "在80年代初，北岛对自己的诗，自己的写作过程谈得很少。舒婷、顾城和杨炼就不同，他们对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写作有许多谈论。我们看到的当时北岛唯一谈论自己的写作的文字，是1982年在《上海文学》“百家诗会”上一段几百字的短文。这对理解他当时的诗有很大的帮助。这段话首先讲到诗歌的目的，诗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他说，要通过写作建立一个“诗的世界”，这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人道”和“正义”的世界。这个观点跟顾城等人的看法有相似的地方。比较起“十七年”和“文革”期间的主流诗歌观念，相异之处首先是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其次是诗歌（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并非完全对等的关系。 和“十七年”的那种文学观念不同的地方是"
- "除了意象的性质，我们还要看看这些意象的组织方式。这也许更重要。这些有着对立的价值内涵的意象，在北岛的许多有代表性的诗中，常常处于密集、并置的结构方式；它们因此产生对比和撞击，有时形成一种“悖论式”的情境。如果要从现代文学中寻找相近的例子的话，也许可以举鲁迅《野草》的部分篇章。关于鲁迅在《野草》中创造的“悖论式”情境的分析，大家可以读李欧梵先生的一篇文章。文章收在乐黛云老师编的《英语世界中的鲁迅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这本书里。李欧梵引用了一位叫查尔斯・阿尔伯的学者曲现,认为《野草》“悖论式”情境的主要结原理,隐藏在意象的对称和平行的对立两极的交互作用中(第195页)。比如《野草》的题辞:“当我"
- "商禽说他自己是“快乐想象缺乏症患者”，“我不但不了解莫扎特中的欢畅’，并且也卑视他”（《商禽诗全集·商禽诗观》，台北印刻文学杂志2009年版）。莫扎特当然单纯、欢畅，但也不纯然欢畅、单纯。听听他的慢板，特别是钢琴协奏曲的慢板，还有他的《安魂曲》就可以知道。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莫扎特的“坏话”，哪怕是贝多芬，有人不喜他（比如张爱玲）我也不会奇怪。在我印象里，莫扎特是个让已死和未生的人都感到亲切的作曲家。这样说倒不是要故作惊人之语。神学家卡尔・巴特说过，“当我有朝一日升上天堂，我将首先去见莫扎特，然后打听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马丁路德、加尔文和施菜格尔的所在”（《莫扎特音乐的神性与超验的踪迹》第4页"
- "余旸说，这里面透露了无望、悲观。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这里的无望，是对语言无法充分表达，也难以充分抵达倾听对象的无望。如果说，张枣出国之前寻求“知音”是基于艺术上的高，那么，这个时候对“知音”的寻找，就多少转化为承担和释放这种心理压力的意图。也就是说，寻求“知音”，“寻找对话”的性质、目标发生了转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文化事件，或者一个语言事件。“语言事件”这个说法，是俄美国诗人布罗茨基提出的，他是在说明发生在20世纪的普遍性的文化现象。一些作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离开 祖国生活在“异邦”，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被推离了母语，他又在向他的母语退却”；开始母语是他的剑，然后却变成他的盾牌，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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