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鸦片战争史，最先被推翻的往往不是某场战役的胜负，而是我们从小熟悉的忠奸叙事。作者从琦善这个"卖国贼"入手，一层层剥开奏折里"天朝"话语的自欺：战败后人们不检讨体制与技术的落伍，反而用罢免奸臣、重用忠臣来解释一切，仿佛换几个人便能赢。于是失败被重新解释为纲纪伦常未被贯彻，旧体制不必改革。书中对林则徐、琦善、伊里布诸人的重估，正是要把道德批判从史实判断中剥离出来——看清清朝的通讯、军费、编制、心态如何共同造就一个耳目闭塞却独揽大权的帝国。它适合所有不愿被脸谱感动、而想从失败里读出教训的读者：正视溃败，才是走向清醒的第一步。
作者简介
茅海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兼职教授。先后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师从陈旭麓教授。曾任军事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大量使用清宫档案与英方文件，详尽考订鸦片战争基本史实
- 破除传统忠奸史观，严肃检讨天朝心态与清朝战败深层原因
- 从军事、经济、文化等多维度分析中英实力差距与战争进程
读者共识
- 史料扎实论证严谨，彻底解构了传统善恶忠奸的历史叙事
- 揭示清朝战败非因个人奸恶，而是体制落后与信息闭塞所致
- 以史为鉴引人深思，指出失败教训比胜利更能带来民族力量
精彩摘录
-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弊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
- "这里有必要分清两个问题：一是对侵略者应不应抵抗；二是若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是否仍应抵抗。前者是道德层面的，结论是肯定的，没有疑义。后者是政治层面的，结论不能从前者引申而来。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正在于此（我拟在第八章中作专门讨论）。既然正义的反抗并不能取胜，那么，避免无谓的牺牲也是可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布的消极避战不应当视作错误。"
- "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所谓“以史为鉴”，正是面对错误。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民族从失败中学到的东西，远远超过他们胜利时的收获。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学本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 "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和客观。"
- "中国的历史学，最注重人物评价。打开史籍，善恶忠奸分明，好人坏人ー目了然。"
- "以上对琦善卖国的心理活动的探究，是从求官图荣、贪财谋利的角度，即人类自身缺陷的角度去分析的。然而，古往今来的卖国者，对自己的行为还有一种堂皇的解释，即为了遵循某一种主义，实现某一种理想。"
- "鸦片战争之前，中华文明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发展的，并以其优越性，向外输出，在东亚地区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汉文化圈。尽管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古以来，如缕不绝，但是，外来之物欲进入中国，须得经过中华文明强韧且持久的改造，化外来为内在，才能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长此以往，中国人习惯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环视四方。清王朝正是在这种历史沉淀中，发展完备了“天朝”对外体制。 在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中国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治地上的一切的。皇帝直接统治的区域，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士"，《诗经》中的这句话，经常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其实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
- "清王朝的强盛,使周边地区的各国君主,出于种种动机,纷纷臣属于中国,向清王朝纳贡,受清王朝册封。至于藩属国以外的国家,包括西方各国,清王朝一般皆视之为“化外蛮夷之邦”,在官方文书中蔑称为“夷”,并在其国名上加ロ"字旁。如英、法、美三国,分别称为“唤夷”、徙夷”、“咪夷”。根据儒家的礼仪,清王朝拒绝与这些不愿朝贡的国家作正式的官方交往；又根据儒家“虽之夷狄，不可弃也”的教义，清王朝又准许这些国家通商。尽管这种通商在清初、清中叶有利于中国，也牽系着沿海数十万民众的生计，但依照“以农为本"的古训，兼之朝廷在此中获益不多，清王朝对此并不重视。在他们的心目中，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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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这位教授犹如一个怨妇，一个劲儿的长吁短叹，若是寻常文字，自然没啥问题，但您这可挂着“研究”二字，价值中立没有学过，多从现在眼光批判过去，明显不够适宜。缺少世界性眼光，对西方多是器物说明，对清朝多是几个战场及道光帝的朱批，没有从全面的分析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得分如此之高，不知豆友为何。做一项研究，不能自然的腐朽清政府，而要以理服人，透彻全面，这也说明如今存在的历史研究的问题，历史已经被多个学科所分割不足为奇了。但其忠奸之说，及对林则徐之说还是可以的。同时说明，鸦片战争与黑船来航有明显区别，不能列为一谈。
信息闭塞害人不浅，道德臧否害人不浅，“爱国史观”害人不浅，明君贤臣思想害人不浅。唯有正视，才能进步。结尾惊天一问
就研究生接触，茅老师的印象是书斋式学者，然此书读后，我才发觉茅老师有着极强现实关怀，全书的基本定调是鸦片战争必然失败，天朝的体制与观念遇到近代化的英国崩溃在所难免，茅老师认为历史学的价值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因此本书中对于出场的中方人物多持以批判的态度，不管是旧史中的“忠臣”或是“奸臣”，本书中能看到的几乎都是他们的局限所在，而他们的局限又都源于天朝体制，本书重点分析在军事方面，与作者早年经历密切相关，或许正因如此在比较双方军事差距后，会对这场战争抱以完全悲观的态度。同时茅老师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何谓史学家的洞见，天朝体制下帝王无知与自大，官员的无能与胆怯交相辉映，上欺而下诈，中国在这场战争后没得到任何实际的教训，甚至当下依旧如此，其批判的冷酷与尖刻，可以相见刚出版之时所面临的争议，致敬。
过于辽阔的帝国疆域、前电气时代落后的通讯技术，加上体制对言论自由的钳制，这一切造就了一个耳目闭塞的皇帝，偏偏他又把一切大权都抓在手里，还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难保手下那些面对战况知难而退的大臣跟英国人不联手起来糊弄他。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需进行改革。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是，为使忠臣得志，奸臣不生，就必须加强中国的纲纪伦常，强化中国的传统。也就是说，鸦片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不是“天朝”的鄙陋，不是中华的落伍；反而是证明了中国的圣贤经典、天朝制度的正确性，坏就坏在一部分“奸臣”并没有照此办理。于是，中国此时的任务，不是改革旧体制，而是加强旧体制。” 可以说是本年度我读过最牛逼的一本儿书了。见解之独到、思考之理性、考据之严谨、叙述之精彩，给茅海建老师鞠一躬。而最令我觉着有趣儿的，是一百七十多年前各位领导冒号的思维和行事的方式。怎么说呢，现今各大机关单位薅俩人过去，估计也大差不差
从未读过如此客观，刚直的史学研究，作者行文逻辑清晰，从事实到评价层层递进，最后直指史学研究的根本意义。我们常说以史为鉴，是要汲取教训，而不是汇总出历史人物其人生如何，卒何年，后人何论之。多看制度，少看个体。
清朝的官员并不愚昧，相反，他们拥有过人的精明，才能在在官场和皇权面前游刃有余，亦在自己的位置做了最大的尝试。只不过落后的旧制度和旧格局限制了最终的判断，格局的重要意义所在，屁股决定脑袋。从道德的角度谴责没有意义，会让细节变得不再重要。在一系列的近代屈辱中学会了与国际社会相处的基本准则，弱小落后没有话语权，单纯的民粹无法阻止现代化的脚步，自身强大才是谈判的底气。想到最近国际局势，有时真的会想，是否真的相信有国运，以史为鉴，把握机遇。
鸦片战争中的顶层官员，大多下场不太好，虽然有时也会同情他们，因为这不是一两个人的原因，这是制度下的产物。但是每当想到为了仕途而在战争中的种种粉饰行为，不免叹息。道光帝被一次次欺骗，而自己又缺乏识别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缺乏近代知识的官员们为了避免战争的扩大，将国家利益拱手相让…但是今人学习历史不应当仅对历史人物做道德上的批判，如果不去反思整体的制度文化安排，那么就会像清政府在鸦片战争后的麻木一样不得长进。我们不敢肯定以后就不会犯错误，稳定的纠错机制、持续的思索永远是前行的下一步动力。回望历史、展望今天，21世纪的中国会达到怎样的成就，我们拭目以待。外部的局势仍然复杂，但是唯独不能做的就是温水煮青蛙似的麻木。不能将一切历史的成就视作理所当然，更不能忘记历史留下的教训。
史料也太足了！
醍醐灌顶，叹为观止；
对于鸦片战争的讲述很详实，分析也较为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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