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为“沟口雄三著作集”之一本，作者将明末清初视为历史变动期，力图揭示这个时期的变动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又如何与清末的动荡相联系。本书的特质在于它与既有的以欧洲近代标准进行考察的思路相对，不把明末清初的变动视为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深入地按照中国的历史脉络进行考察。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乡里空间与乡治运动为线索，揭示中国历史内在脉动
- 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从本土脉络考察明末清初社会转型
- 剖析儒教伦理如何影响辛亥革命及近现代中国社会结构
适合谁读
- 对中国思想史、明清历史及海外中国研究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跳出西方近代化标准，重新审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者
- 关注东亚社会结构差异及儒教现代转型的历史爱好者
读前提醒
- 本书理论密度高，建议结合相关历史背景知识辅助理解
- 注意区分作者观点与传统史学叙事，关注其独特分析视角
- 部分篇章内容存在重复，可重点阅读东林派与乡治相关章节
读者共识
- 沟口雄三对东林党及乡治的研究极具洞察力，视角独特
- 虽部分论述晦涩难懂，但能深刻启发对中国历史逻辑的思考
- 书中关于儒教伦理与现代性关系的探讨，具有极高学术价值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这十种形态即，一，礼制、仪法、礼观念，二，暂学思想，三，世界观、治世理念，四，政治和经济思想，五，统治阶层的责任观念，六，学问论、教育论、修养论、道德论，七，民间伦理，人，共同体伦理，九，家庭伦理、君臣伦理十，个人伦理。"
- "为什么中国社会倾向于把大于体制的相互扶助作为社会的一般性原理，而日本社会则倾向于在自上而下的体制之中进行竞争？"
- "对于沟口来说，辛亥革命是自十六世纪后期开始的儒教向民间渗透这一漫长历史过程的一个到达点，它完整地执行了自己所负担的历史功能；辛亥革命在种种挫折和失败当中依然充分地展现了这三百多年间中国社会积累起来的那个向量：以乡里空间的乡治活动作为基础，结构了以省为单位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在省独立的口号之下，以乡村地主为主体的地方势力并不以取代清王朝而是以脱离清王朝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东部和南部各省实现了独立。"
- "这个逻辑在明末清初之际已然形成了社会共识，在整个清代依靠礼教等社会秩序、通过“万物一体之仁”等意识形态，逐渐地聚集起地方社会以自己的主体之力实现“乡治”的基础。"
- "在被视为对传统进行了彻底破坏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恰恰把礼教社会对伦理规范发挥到了极致。所谓集体胜于个人、红胜于专、人治胜于法治、公胜于私等等价值判断，正是儒教伦理规范的极端表现，只不过这些伦理规范的内容被换成了现代革命话语而已，价值判断本身却没有改变；按照沟口的这个思路继续推论，那么当改革开放遭遇了种种困境之时，儒学的复兴就并不是见突兀之事，而当代中国对于和谐社会、相互扶助机制、家庭伦理等等的强调，难道不是乡里空间曾经赖以维系的意识形态的现代版本么？"
- "……孙中山也已经透彻地指出了中国历史演进的独特状态，这就是中央集权（或曰不充分集权的专制）与地方分权（或曰非分权的自治）的错位结构。这个结构之所以错位，是由于这种“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既不是直接对抗的，也不是有序结合的，它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空间的流动性结构。"
- "乡治是一种并非分权的“分权”、并非自治的“自治”，它以处理中央集权官僚系统无法处理的公共福利性事务为目标，却不把推翻中央集权或者对抗中央集权作为自己的任务。"
- "从朱子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和格物致知，到阳明学的心即理、致良知；从李卓吾的童心说，到东林派到反无善无恶论；从黄宗羲的自私自利论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思想史蜿蜒曲折地通向了“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历代中国思想家面对这个逐渐形成的不充分集权的独裁与并非分权的乡治之间的错位关系，面对这个无法用集权与分权表达的特定政治结构，才形成了中国思想迥异于欧洲思想的特定发展脉络。中国的民众在非政治的自由状态中执着于天理的政治伦理性格，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日本的道德性政治意识——天理——总是高于具有人为性质的体制或法律，这个为中国民众所分有的法则，至今仍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活在中国社会之中。"
作者简介
沟口雄三，（1932~2010）著名汉学家、中国思想史学家。1932年生于名古屋市。1958年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1967年名古屋大学大学院人文科学研究科修毕。 历任埼玉大学教养部助教授，教授；一桥大学社会学部教授；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 沟口雄三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前大东文化大学教授，因罹患帕金森病，於2010年7月13日凌晨1点，在东京都练马区一家敬老院逝世。 沟口历任一桥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以研究中国宋代至现代思想史而享誉学界，并是日中专家研讨项目“日中知识共同体”的骨干成员。著作有《作为方法的中国》、《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
》、《中国的冲击》等。
目录
用户评论
这不，难的书我也是读过的。还不够多。积累不能纯靠感性，要系统化。
极佳的比较思想社会史著作，有人将天理推至批判否定性的极致以充实遁入中国核心的思想结构，有人则将天理具体下降来顺应社会转型以发动变革或革命。
“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确实是他山之石。对辛亥革命的论述有待追问。“东林派”一篇有时间重读。
沟口雄三对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是起于晚明东林党，这有别于内藤湖南的宋代近世说。在著名的《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中，着重考察了东林集团与土地社会的关系，并将其关系与现代化观念加以阐述。由此引发对于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等历史阶段的考察。我关注他对于中国历史的分期，与吕思勉、钱穆等人有接近之处。沟口将中国现代化与传统复兴结合起来，这点值得新儒家学习。
真厉害，但也赞同葛兆光的批评，借用概念本身要解决概念的价值负载问题，如果不能做到，那这项理论工作的质量就大打折扣了#Kindle阅读#
从朱子学的存天理、灭人欲和格物致知，到阳明学的心即理、致良知；从李卓吾的童心说，到东林派到反无善无恶论；从黄宗羲的自私自利论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思想史蜿蜒曲折地通向了“万物一体之仁”的理念。历代中国思想家面对这个逐渐形成的不充分集权的独裁与并非分权的乡治之间的错位关系，面对这个无法用集权与分权表达的特定政治结构，才形成了中国思想迥异于欧洲思想的特定发展脉络。中国的民众在非政治的自由状态中执着于天理的政治伦理性格，逐渐形成了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日本的道德性政治意识——天理——总是高于具有人为性质的体制或法律，这个为中国民众所分有的法则，至今仍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活在中国社会之中。
《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
主线还是沟口雄三的三板斧：东林党代表了中国近代新兴的“中坚地主”的崛起，上反特权豪强，下育佃户奴婢。之所以两百年间黄宗羲民本思想无人继承，沟口惊人地告诉我们，是因为东林党人的夙愿实际上被清政府完成了。明朝的里甲制无法适应乡村分化的现实，清朝倒给了地主主导下的乡治以发展空间，其顶点是清末地方乡绅领导下的各省独立，而这也意味着明末的官民对立此时被转化为主佃对立。缺陷依旧在于沟口没能恰当地把49年纳入这个叙事，无法掩盖挖掘出的草蛇灰线辛亥后已经走到头了的事实。仅仅追溯到“大同思想”与宗族公产是无法解释“社会主义”的，与对东林思想的条分缕析形成了鲜明对比。还不如承认这就是秩序输入呢。
那么多人解释清议，只有沟口雄三说清楚了，明末经济发展，让富民和士绅的地位上升，发言权增大，地方公论的重要性凸显。改变了以往君主主导的民本主义，开始重视地方公论。皇帝、官僚尊重民众之是非。（沟口也是对抗西方中心主义，一味强调中国传统演变的内生性，总感觉其貌似严密的逻辑推理中还是有问题，明末清初的演变梳理好于清末民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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