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出色当行的西方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发展史。作者从四五百种古今文献中钩玄提要，建构出一部简明流畅的历史叙事，真正达到了深入浅出，举重若轻的境界。但本书的成就和价值则远不止此。这是因为作者的动机不仅仅在于整理出一部西方科学史，而是以此为阶梯，去探索一个更重大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即是本书副题：“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但要澄清这一问题，科学史本身是无能为力的，至少是不足够的；研讨的范围必须从科学史推广到西方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整体。我相信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本书在科学史叙事的后面不但衬托着一层西方哲学史，而且还隐现着一套西方文化史。但本书的深度尚不尽于此。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全书的设计和论辩方式也有意无意地针对着“李约瑟问题”而发。在导言与总结两章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作者对于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及其他相关论著不但有深入的理解而且评论得非常中肯。”
——选自余英时为本书写的序言
作者从感受西方科学的冲击到超越“李约瑟问题”说起，溯源自公元前600年开始的希腊文明，历经公元2世纪亚历山大城的阿拉伯文明、5世纪至10世纪间的欧洲黑暗时期的停滞、启蒙时期自东向西回流，直至 16世纪的日新说的发展经过，最后在中古时期科学和宗教从结合到激烈对抗最终分道扬镳的历史；同时考察了引领一时风骚的哲学家和宗教派别的思想精华；早期文艺复兴和大学与经院神学的兴起、专业科学家的出现、炼金术的发现、赫墨斯的复兴、学园的重建、刻卜勒与数学神秘主义、牛顿与波义耳的炼金术等等。
书中引用了一些最新的考古发现作为依据来阐述他自己的观点，对科学史上历来论争未决的问题，提出了他自己崭新独特的观点。全书不仅勾勒出人类科学的发展历程，生动地叙述了古代和中世纪西方科学史上的重要主题和人物、事件，而且他着重讲述了科学发展的推动力和背景，并对科学产生和发展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以及哲学、宗教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历史性的分析，从而，重新认识和探讨了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精神。
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迁港，中学毕业后，1958年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Harward University)及拔兰大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分别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返港，任教于当时新成立之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并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l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2002年8月退休，转任该所名誉高级研究员；2004年聘请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历程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科学哲学、科学发展比较史等，除多篇论文外，还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1984—200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曾与大学同事共同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现代...
- 以李约瑟问题为引，追溯西方科学从古希腊到近代的发展脉络。
- 跳出单纯科学史，结合哲学、宗教与文化史，探讨现代科学为何诞生于西方。
- 对比中西思维差异，指出数理传统与逻辑思辨是现代科学兴起的关键根基。
- 对科学史、思想史及中西文化比较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深入理解李约瑟问题及现代科学起源的知识分子。
- 具备一定人文社科基础，能接受宏大叙事与细致考辨的读者。
- 全书篇幅较长且信息密集，建议耐心细读，不宜快速浏览。
- 涉及大量古希腊哲学与神学背景，文科背景读者可能需额外补课。
- 作者观点鲜明，建议结合其他科学史著作对照阅读以获全貌。
- 余英时作序增色不少，被视为了解西方学术源流的佳作。
- 论证严密且资料翔实，但部分读者认为结论在地理与文化决定论间摇摆。
- 虽未直接解答李约瑟难题，但提供了超越该问题的深刻视角。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因為西方科學並非只是其眾多學術領域裡的分支，而是其整個文明精神的體現。要真正認識西方科學及其背後的精神，就需要同時全面地了解西方哲學、宗教，乃至其文明整體。⋯⋯我們在此所敢於嘗試的，只不過是朝此方向跨出小小一步而已。倘若它能夠喚起國人對此問題的注意和興趣，那麼本書的目標也就達到了。"
- "我们曾经再三强调，现代科学革命是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而且，倘若没有这些传统作为发展的轴线，那么文艺复兴时代所有其他一切因素，包括精神，对自然现象本身的尊重，学者与技师之间的合作，乃至印刷术、远航冒险、魔法热潮等刺激，都将是无所附丽，也不可能产生任何后果。这是个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事实。从此事实往前追溯，可以很清楚地见到，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依据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属性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那就是说，公元前5至4世纪之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自此以往，"
- "中国古代科学中的数学和宇宙探索是分家的：一方面，牵涉数量关系的数学与历算都以实用为至终目标，甚至术学、占卜等应用组合数学者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从解释宇宙现象与奥秘为目标的阴阳五行、生克变化等学说，则缺乏数学思维的运用。"
- "这种强烈对比可以从地理环境的差别中找到解释。毕竟，两河流域是“四战之地”：它的东北的扎格罗斯山脉，北方的高原，西北和南边的沙漠是最好的边界，但不构成有效屏障，其后面的其他民族，证券可以通过无数山脉缺口、途径入侵，是的此地始终处于动荡、风暴之中，而这正是古代三千年乃至现在不断发生的事情。"
- "然而，它们其实有深层差异，最根本的，就是埃及文明是连续的、一元的，两河流域文明是锻炼、分立和多元的。前者和中国相似，后者则接近东方。"
- "埃及是个庞大而稳定的国家：在整整两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它虽然经历多次外族入侵和主权更迭，但大体上的能维持文化认同，以及在绝对王权下的一统。这和它封闭地理环境有本质关系——它的西边是大沙漠，北边是海，南边是崎岖高原，东边是沙漠，山岭和海的组合，只在东北有干旱酷族的对外通道。它的这些地理特点和西方其他文明——巴比伦、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就这一点而言，它在西方文明中是独特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却再也熟悉不过，因为传统中国同样具有半封闭地理环境、稳定文化认同，以及大一统的王朝统治。"
- "另一方面，在欧洲传统之中，哲学与宗教出现的先后次序正好相反：希腊文明及其科学、哲学，还有罗马文明及其法律，都是具有悠久历史与广泛影响的早期传统，是深刻影响其民族意识的文化基因，反而基督教则是外来、后起，而且必须从原有文化吸取养分的信仰。基督教由于君士坦丁大帝的改宗而得势，并且广为传播之际，这两个传统已经有白百年以上历史了。因此中古基督教虽然声势浩大，并且与政治、社会、经济体系盘根错节相结合，又牢牢控制了广大民众的心灵，最终却也不能不在五行中对此根深蒂固，而且包含精奥思想的古代学术大传统让步。这样，欧洲翻译运动不带君子的鼓励推动而自然在民间爆发，欧洲中古大学形成之初就有极其强烈的哲学与科学气息，"
- "欧洲文化复兴这一重大转机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罗马教会自我振兴，奋发图强所产生的见解后果，而教会振兴则以罗马教皇向世俗君主发动的一场革命即所谓“授职权之争”为契机。这场革命彻底改变了欧洲整体的政治平衡，更处罚了它对伊斯兰教徒西向扩张的军事反击，从而顿挫了这数百年的历史性趋势。意想不到的是，军事反击随后的征服令欧洲学者得以接触古代拉丁世界从未真正了解的希腊文化，以及承受次文化的伊斯兰世界之创新，由此产生的刺激掀起了将阿拉伯和希腊文典籍翻译成拉丁文的运动。大量翻译典籍的出现，转而促进经院哲学发展，教皇革命更直接引起了法学研究的热潮。这些崭新的学问吸引了大量学生，他们的需求无论在内容或总量上都远远超过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