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名为《满大人的荷包》，探讨喀尔喀蒙古地方财政，最重要的是关注清朝如何针对蒙古这一特殊地方与族群实施统治。清朝统治喀尔喀蒙古花费相当少的经费，却能有效地治理，得力于商人的协助。商人具备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优势，通过本书可了解当时官商互动的真实情形。
第一，天时优势。嘉庆皇帝强化商民的控制措施，使得库伦办事大臣彻底实施检查商民部票、核发执照、造册报理藩院等举措。从事中俄贸易的晋商领理藩院院票，每张院票领12，000斤的货物，一家商号领数张院票必须财力雄厚，亦形成垄断性的贸易。不过，晋商家族同时分设若干字号，避免成为政府索贿的对象，与广东十三行在乾嘉时期捐输朝廷五百多万两的际遇有天壤之别。
第二，地利之便。对喀尔喀蒙古来说，清朝设置台站不仅有政治、军事的作用，也是为促使商贸活动更为便捷、安全。归化的汉人在台站附近开垦种植，并帮台站运送往来官兵的行李。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附近有大量汉人商号开垦的土地，并不像内地一样新垦地成熟升科缴交田赋。这些土地从未清丈过，汉人在农业上的获益难以估计。
第三，人和因素。归化城提供蒙古军需的行业组织有聚锦社、醇厚社、集锦社、青龙社、宝丰社、当行和福虎社。归化城社组织移植到乌城的有马王社、皂君社、绿营社、盂兰社、河神社，逢节庆有赛神、社火、秧歌、旱船玩艺，官兵参与同乐。本书讨论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将军或参赞大臣官员被参劾挟带商货者，或有官员投资商号天义德等，官商之融洽，史所未见。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清朝如何以极少经费治理喀尔喀蒙古
- 剖析商人在边疆统治中的天时地利人和优势
- 详述恰克图贸易中官商互动的真实历史图景
适合谁读
- 清代经济史与边疆治理史的研究者
- 对中俄恰克图贸易历史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晋商发展与清代财政制度的学者
读前提醒
- 本书史料堆叠密集，阅读体验较为枯燥
- 行文风格偏档案化，逻辑梳理严谨但呆板
- 适合作为专业工具书查阅，非通俗读物
读者共识
- 资料极其详实，是清代蒙古经济史必读
- 缺乏深入分析，更像文献综述而非专著
- 展现了低成本治理边疆的独特历史策略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本书书名定为《满大人的荷包》是因在喀尔喀蒙古当官的几乎都是满洲人，清朝统治蒙古的经费非常少，能稳定治理一百多年，是仰赖商人势力的介入，这是本书主要的观点。"
- "清代喀尔喀蒙古离北京十分遥远，朝廷建立许多台站，由北京、张家口经赛尔乌苏至库伦共3，345里。库伦到恰克图920里，故由北京到恰克图共4，265里。[1]乾隆二十八年（1763），郎中班达尔沙于八月二十一日由张家口起程，十月十六日到达恰克图，共需五十几天[2]，其中由恰克图到库伦约十天。[3]若是茶商由武彝山运茶到恰克图，时间更久。根据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档案记载，道光年间武彝茶的运输时间如下：武彝山茶挑至崇安（1天）、再挑铅山县（5天）、装小艇至河口（1天）、再换小艇至玉山县（4天）、过山挑至浙江常山县（2天）、下小艇到杭州江口（4天）、过杭州城黑桥过关装船到上海县（7天）、装大海船（13—14"
- "喀尔喀蒙古的城市包括恰克图、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蒙古人城居的情况非常明显，库伦的汉人甚至超过蒙古人。"
- "过去，黄仁宇教授认为，明清五百年政府是“不能在数字上管理”的国家，财政目标只放在维持政治现状，而非反映经济社会的动态。[13]以张家口税关来说，是很典型的例子。"
- "张家口关税收入不多，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讨论，张家口税关距离恰克图数千里，一来陆路税关不易管理；二来蒙古人免税，或趁着朝觐北京时帮商人携带物品；三来清政府拟定张家口税则着重中国出口的茶叶和布匹，对俄罗斯进口的毛皮或纺织品税轻。[18]就财政资源的分配来说，岩井茂树认为中国专制国家财政的基本原则是采取“原额主义”，但是收支的定额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结果中央财政的角色相对降低，地方进行财政分权。[19]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清朝统治蒙古的政策，可以了解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消长。"
- "1721年之前，中国商人向俄国政府商队采购皮货赚了不少钱，之后库伦的走私贸易额为北京的四至五倍，皮货价格比北京便宜，致使北京的贸易垮台，中国商人赚不到钱。[22]俄国借着减少到北京做贸易的商队次数，把市场由库伦移到恰克图作为最后的挣扎。恰克图像库伦一样，最后压倒了北京。恰克图条约规定两国在边界上建立市场，使得私商们获得利润。俄国商队在乾隆二年（1737）之后仍然继续来华，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才完全停止。商人的数目和货物的数量不如以前，因这时期的中俄贸易重心转移到恰克图。"
- "乾隆十九年（1754）开始了中俄恰克图贸易，乾隆皇帝主导着贸易活动，他派遣皇家商队即内务府的官员和买卖人记录张家口到恰克图沿途的经费开支、调查俄国喜爱的货物，以及规定物品价格等，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皇家商队停止到恰克图贸易，遂而以山西商人为贸易的要角。乾隆二十七年（1762）以诺木浑为库伦办事大臣。次年，设理藩院章京，一者是印房章京；一者是管理买卖民人事务部院章京；一者分驻恰克图章京，管理边务商业。[24]管理恰克图贸易章京最初派遣内务府官员，后来改为理藩院员外郎等。"
- "到恰克图贸易的商人必须领取理藩院的院票或称部票，如同盐商领盐引、茶商领茶引，皆属清代特许的商人。恰克图贸易以以货易货的形式交易，在1800年以前，这种交易单位是中国棉织品“南京布”，从1800年起，则为中国茶叶。[25]俄商以茶叶既易于搬运且适合俄国平民之嗜好，输入极夥。雍正初，输入25，103箱，值银10，041两余。道光年间魏源撰之《夷情备采》，谓茶叶输俄66，000箱，计500万磅；而同时代萧令裕撰之《粤东市舶论》亦谓茶叶输俄达40万—50万斤。迨至咸丰初，则占出口总额75%矣。[26]1850年中俄贸易量超过一千万卢布，中国输出品主要为茶叶。"
作者简介
赖惠敏，台湾省台中市人。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博士。现任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专长领域为清代财政史、清宫文化史、家族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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