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被吸引的往往不是某个宏大命题，而是作者把镜头对准了一件极小的事：北宋的皇帝究竟是怎么"上班"的。从太祖把早朝挪到后殿、真宗把日朝改成只日朝，到仁宗朝听政量莫名缩水，再到神宗的勤政与独断——作者用听政频率、奏事班次、上殿剳子这些近乎流水账的细节，还原出一台国家机器日常运转的齿轮咬合。最耐人寻味处在于，它没有停留在"宋代集权"的结论上，而是揭示出一种微妙的制衡：君主的权力扩张，始终与宰相机构、士大夫政治并存且相互牵制。对普通读者而言，它像一部北宋高层的"日常行政操作手册"；对专业研究者，它提供了从"条文"转向"过程"的研究路径。唯一需要提醒的是，书中对个别史料（如太祖是否如期御殿听政）的判断略显武断，阅读时需保持辨析。
作者简介
周佳，1981年生，浙江杭州人。2003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汉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获古典文献硕士学位。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中国古代史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讲师。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政治制度史、科举史。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聚焦北宋中央日常政务运行，深入剖析听政、奏对、集议及文书处理等具体活动，揭示皇权行使方式从“天子”向行政首脑转变的过程。书中详细梳理了君主如何通过调整政务参与方式，在保持制度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应对突发事件并强化对中枢权力的掌控，展现了宋代政治运作的真实细节。
- 作者通过大量史料考证，纠正了传统认知中关于宋代君主“无为”或单纯“集权”的片面看法。书中指出，宋代君主实际上极度勤政，通过日朝制度、频繁召对等方式深度介入政务，这种“君相一体化”的趋势在元丰改制后更为显著，君主与宰执在政务处理中结合紧密，共同维持国家机器运转，而非简单的权力对立。
- 本书严格遵循时间线索，从太祖、太宗朝的制度初创，到真宗、仁宗朝的权力过渡与士大夫政治演进，再到神宗、哲宗朝的君主集权强化，完整呈现了北宋政治生态的演变。书中对垂帘听政期间权力格局变化、仁宗朝听政量缩减原因等敏感或复杂议题进行了客观、细致的学术分析，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是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佳作，资料详实，论证严谨，尤其在梳理北宋君权演变、听政制度变化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许多读者指出，书中对仁宗朝、神宗朝政治运作的分析极具启发性，纠正了以往对宋代君主“软弱”或“无为”的刻板印象，展现了宋代政治复杂的真实面貌。
- 尽管部分读者反映书中考证过程繁琐、阅读体验较为枯燥，但多数专业读者高度评价其学术价值，认为其提供的史料梳理和制度分析可作为定论参考。读者共识认为，本书不适合大众通俗阅读，但对于需要深入研究宋代政治、撰写相关论文或希望获取准确历史知识的读者来说，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权威著作。
- 读者一致认可作者周佳在北大宋史研究派系下的学术规范与深度，认为本书在邓小南等学者框架下进行了更精细的挖掘。同时，也有读者提醒，书中部分观点需结合其他史料辩证看待，但总体而言，本书在揭示宋代政治运作机制、君相关系实质方面提供了不可替代的视角，是理解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基石。
精彩摘录
- "富弼在提及太宗此舉時,曾感嘆道: 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群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 "詔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封以聞，須面奏者，仰閤使即時引對。（出《寳訓》） 臣弼等釋曰：太宗求治至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今来臣寮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近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况他事乎。此盖大臣不言，致采言之道未廣也。"
- "今人對仁宗朝政治的這種總體評估，與宋人尊奉仁宗朝爲“本朝盛世”的評價相去甚遠。這兩種認識的反差，一方面值得探究其背後，各個時代的人們在評價同一段歷史時不同的立場與出發點；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要想對整個北宋政治史有更加豐富、透闢的理解，就不能僅僅止步於既有“説法”，而需要對當時各個時期政治領域的各種活動作一番切實考察。换言之，就是從以往遠距離、全景式的觀照與勾勒，轉换到一種近距離、聚焦式的挖掘與考察。"
- "縱觀整個垂簾時期，有兩種政治趨勢值得注意：第一，就中央權力格局而言，與北宋前期相比，宰執的决策權增强。當時劉太后雖然握有最終裁决權，但受身份限制無法走出内廷，政務很大程度仰賴宰執協理。仁宗親政後，太后代理的這部分君權雖然回到仁宗手中，但通過垂簾體制分流到宰執手中的庶務裁决權，却未必能輕易收回。第二，由於實際聽政活動由北宋前期的日朝變爲垂簾時的五日一次，大量御殿理政内容轉由文書處理，文書行政的比重大爲提高。這兩種趨勢在仁宗親政時期依然延續並發展。"
- "開寶元年(968)四月，詔“自今後每旬假不視朝，百官賜修沐一日”。是年九月又詔：“自今每旬假日御講武殿（按即崇政殿)，近臣更不赴晚朝。其節假及大祠，並准令式處分。”此詔書《長编》亦有記載：“自今旬假日御講武殿，近臣但赴早參，宰相以下皆具靴笏，諸司使以下悉繫鞋；其節假及大祠，並如令式處分。” 北宋中期時人宋敏求追述此制道：“太祖開寶元年，以中外無事，始詔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輔臣猶對於後殿，問聖體而退。”"
- "開寶元年四月的“旬假日不視朝”，當指取消前殿早朝。然而結合九月詔書來看，當日太祖仍御後殿聽政，其内容主要是宰執奏事問安。因此，對太祖而言，旬休日並非完全不聽政，而是將聽政地點由前殿移至後殿，同時相對縮减聽政量而已。當時國内政局基本穩定。是年十二月，宋吞併南唐，此時除北漢、吴越、泉漳外，基本實現統一，而吴越、泉漳納土亦是早晚之事。應當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太祖在旬日令百官放假一天，同時也减少了自己的聽政量。"
- "在統一戰争過程中，對於陸續消滅的南唐、北漢等國家，也采取了保留原有官僚機構的策略。"
- "而本書所謂的“君相一體化”其意義有所不同，主要是指元豐中樞體制改革以後，君主在强化最高决策權的同時，對國家日常政務處理的參與面擴大，參與程度加深，與宰執在政務處理中的結合更加緊密，與執行部門的直接聯繫也有所加强。這使得國家政務决策從“中央集權”進一步走向“君主集權”，並爲中國帝制社會後期，君主取代宰相的决策地位、直接指揮六部埋下了伏筆。"
目录
用户评论
縱觀整個北宋歷史，宋初太祖朝從制度上確立和保證了“中央集權”，太宗朝又在鞏固“中央集權”的基礎上，力求使中央權力集中於君主。真、仁、英宗朝一度經歷了“委任宰輔”的反復。神宗的勤政與改革，使得朝廷權力格局又重新回到太祖、太宗朝的發展軌道，進一步向“君主集權”趨勢發展。此後哲、徽宗朝均繼承了這一權力格局，並隨着内批、御筆行為的愈演愈烈而加重了君主對政務的直接指揮權，但也由此衍生出親信政治、宦官弄權等問題。外朝宰執、士大夫群體的参政議政、權力制衡作用减弱，決策的私密性、隨意性增强，對朝廷政務運行造成损害。另外，北宋後期隨着黨争的激烈化，君主的權威、地位反而得到穩固。可以說北宋末年，如果没有遭受外來軍事入侵，單就朝廷内部而言，雖然存在諸多問題，但並不足以威脅到君權的穩固與國家的繼續存在。（p472）
也从侧面在提出作者自己对宋代君相矛盾问题的解答
感觉这个选题对自己还是很感兴趣的
略读与看参考文献
很适合做宋代政治制度史的一本入门书！
1、北宋君臣对唐末五代乱离的历史教训戒惧尤深，故在心理上都强烈倾向于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2、元丰中枢体制改革以后，君主在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对国家日常政务处理的参与面扩大，参与程度加深…使得国家政务决策从“中央集权”进一步走向“君主集权”，并为中国帝制社会后期，君主取代宰相的决策地位、直接指挥六部埋下了伏笔。
细节
典章制度的神圣性和实际政务运行的灵活性，成文与不成文的惯例以及权力场中人的意志，这些交织而互动的关系构成了制度史研究的魅力。北宋君主总体是非常勤劳的，自太宗定下日朝的规矩，加上士大夫们的督促，使得后世君王不得不天天上班，北宋几代君主身体不好，估计是加班熬出来的。北宋这些皇帝因为上班上得多，越感受到上班的乐趣，啥都要听，啥都想管，频繁找大臣约谈，频繁下内降下御笔干预庶务，哪怕最爱玩的徽宗也喜欢瞎指挥指挥，外行指导内行，能力再不行也不能放权。可惜大宋并不因此富国强兵，皇帝的存在感也只能去五国城刷了。
非常喜欢，不但间接回答了之前读王化雨、平田茂树时好奇的许多问题，也刚好为一篇即将收尾的论文提供了极佳的思路补充。诚如作者所言，制度史研究一般多关注制度稳定后的条文记载及运转情况，对制度的形成过程多有忽略，而本著即意在以时间为线索，梳理北宋一朝皇权行使方式的变化、士大夫政治的起落、礼仪与行政之关系等问题。对真宗朝末年、仁宗朝初年的分析尤为精彩：真宗晚年通过资善堂会议确立了太子的莅政地位，逐渐隐退的过程中亦为士大夫参政留出了空间，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更为诸臣提供了活跃议政的土壤。在刘静贞、邓小南等人的研究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了真宗晚期—刘太后垂帘时期—仁宗亲政时期的内在连续性，以及这一过程中文书重要性的提高。在本书后半部，作者重点分析了哲宗至徽宗朝的“文书政治”，（写不下的部分见转发）
经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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