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沦陷 - [加]卜正民](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100119962.jpg)
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读者最先被击碎的，往往是那个非黑即白的抗战叙事。卜正民把镜头对准沦陷区的“合作者”——那些被笼统唤作“通敌”“汉奸”的人，却指出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并非意识形态信徒，而是趁火打劫的机会主义者、失意政权边缘的失意者，或是只想保住地方体面的头面人物。它逼问的并非“谁卖国”，而是“当占领降临，普通人如何在抵抗、合作与苟活之间做出各自的算计”。书中更冷峻的一笔在于：合作并未为日伪政权换来基层，反而因高压与结盟失败，亲手为共产党日后的基层统治铺路。它适合愿意放下道德洁癖、直面历史灰度的读者，也适合对“胜利叙事”如何被政治建构保持警惕的人。
作者简介
卜正民，著名汉学家，历任多伦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英国牛津大学邵氏汉学教授，现为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历史系教授。卜正民学术视野广阔，主要从事亚洲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明代社会和文化史、“二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占领等。代表著作有：《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明代的国家与社会》、《维梅尔的帽子：从一幅画看全球化贸易的兴起》、《杀千刀：中西视野下的凌迟处死》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聚焦抗战初期江南五城，剖析日军占领下的社会秩序重建
- 打破通敌与抵抗的二元对立，揭示合作行为的复杂性与模糊性
- 分析地方精英在乱世中的生存策略、心态及道德困境
读者共识
- 视角独特，揭示了被主流叙事遮蔽的沦陷区民众真实处境
- 受限于史料匮乏，部分论证略显单薄，但研究态度严谨
- 打破了非黑即白的历史观，展现了乱世中人性的复杂与无奈
精彩摘录
- "1937至1945年日本占领中国是完全另外一回事。维持占领的费用庞大，而从这些支离破碎的占领地区汲取财富和资源的前景黯淡，且贯穿战争始终。中国当时现代经济部门极其不发达，以至于不能快速产生汇报；其通信设施落后，以至于不能执行高压政治；民族主义力量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日本占领者不支付巨额镇压费用就无法进行经济剥削。.......我们不知道合作者是否合算，但占领者确实不合算。"
- "与法国人相比，中国人接受占领事实方面还远远停留在早期阶段。一方面，日本人从不澄清在太平洋战争中的罪责。也从不为在中国犯下的侵略行为提供补偿，这使中国人继续感到恼火和耻辱。另一方面，许多中国人也不打算审视他们受难和抵抗的集体记忆之外的东西，而去追问战争期间的占领区内大多数民众在做什么。对海峡两岸的政治精英而言，抵抗的神话一直是强有力的道德武器，他们利用这件武器来继续维持战后的统治。国共两党各自声称是本党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都将自己的道德合法性——也就是他们统治的正当性——投注在这个上面。然而对这场战争思考，还不止于此。自战争以来，很多中国人身怀民族的羞耻感，战后中国政府的治国无方更加剧了这种"
- "谴责那些一直与日本占领者合作的中国人卖国求荣，可能曲解了中国文化背景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占领政府”的头头们确实发表声明，支持日本人的泛亚洲主义论调，但很难发现哪怕是为数极少的、实质性的证据来证明他们认真考虑过日本人的战略目标。很多支持日本的人基本上是希望赶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不是真的接受和认同日本人的理想。中国的合作者和日本人都将合作看作是一种工具，前者还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或许就是汉语语言很难造出类似英文“collaboration”（有贬义）一词的原因。在沦陷时期，所有的中国合作者都认为日本的战领是临时性的，他们在等待占领的结束，直到国家主权完全回到中国人手里——更确切地说，回到他们自"
- "这些“县知事”对统治区域到底控制到什么程度，则是另一回事。很多人发现，虽然日本人将对手国民党赶出县城，但却并没能将其驱除出县境。在日本人不易到达的地方，国民党的政权以不同方式继续存在，且运行良好。1938年蒋介石国民政府一份报告指出，被战争影响的796个县中，国民政府不能行使权力的只有59个。尽管这个数据有点夸大，炫耀国民政府的控制程度，但它确实表明了日伪南京中央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极其有限。“维新政府”的日本顾问也提供了不太精确的相关数字，这也部分证实了当时的情形。他们统计的数据是：1938年底，“维新政府”任命的“县知事”情况是：江苏21个（其中长江以北只有一个），浙江12个，安徽10个，"
- "1943年，一位被遣返回国的美国人，如此刻画他所认识的、为“占领政府”工作的人：他们“不是某个特定的阶层，而是机会主义者、保守分子，以及那些因这样那样缘故失意于蒋介石政权的人”。特务部官员们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形势及他们的可靠性问题。一个被派到山东做“宣抚”工作的官员抱怨道：“如果我们仅仅在征服区找个清朝遗老，将县政权交给70岁以上的‘县知事’，那么我认为我们所从事的政治，与蒋介石时期的政治相比，至少落后50年。”使“占领政府”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是“比国民党再向前迈一步，用新的精神作为政治的思想基础”。“宣抚”工作正是在这个方面失败了。具有创新意识的国民党党员没来合作。那些被“特务部”安排出任领导"
- "加藤是第二批从大连来到上海的“宣抚”职员。他在外滩青衿银行（the Seikin Bank）上面的满铁上海事务所住了十来天。"
- "日本人从“同文”这个较深层次上来认同中国，似乎只增强了其文化来源于中国的焦虑感。自日本开启现代化运动以来，他们一直不遗余力地抵制这种观念。提出“同文”，在他们看来，将取得辉煌成就的日本置于贫弱落后的中国之下，是在抬举中国人。"
- "在通常情况下，留下来的人在通敌和抵抗的选择上，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
目录
用户评论
看過
作者立于旁观者的视角审视和分析了抗战初期江南地区出现的“合作”（collaboration，或者我们更常称之为“通敌”）现象，强调了其原因的复杂性、效果的模棱两可与运作过程的困难。
这当然不是一种崭新的观点，却也是为我们长久以来所“视而不见”的现实——对于生活在沦陷区的各阶层者来说，与占领者的“合作”本就处在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之中；而“合作”与“抵抗”之“既有利（有害）于民众也助纣为虐（伸张正义）”的复杂面相，当然也是后来者必须正视的“布满泥泞”的历史画面。
不过还是要说，一方面可能还是因为材料有限导致本书未免论多于述，另一方面卜正民的写作风格怕不是真的有点太思辨（非褒义）了吧，以前看《杀千刀》就十分催眠，这次读起来也十分“泥泞”，就……摊手
本书讲述的是日本占领中国时期的“合作”史，作者选择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五个地方作为个案研究，但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相关材料具有相当的局限性，因此感觉本书并没有充分的把这部合作史通过生动的故事完全展现出来，但作者突破道德史观的束缚无疑推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本书指出民族主义、政治层面、人道主义和道德评判限制了对合作者的研究，但对于中国抗战史而言这几种限制必然长期存在，而恰好是外国学者才能摆脱其影响而做到客观论述。除此以外感觉作者还有另一层的关怀，那就是共产党如何掌控了基层社会而获得最后的胜利。作者参照了杜赞奇“国家权力内卷化”的理论，认为日本“占领政府”在基层实行高压政策，使其无力与在野地方的头面人物结盟，军事占领导致地方遗老的合法性和政治活力走向消亡，也使国民党失去了与地方权力的联系。
译者序也是写得很有意思，满满的吐槽无力感：“在…现有科研体制下，翻译不算研究成果，使翻译完全成了译者的业余爱好。业余爱好终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因此，我想这大概是我第一本也是最后一本译著了吧”
补分
非常小心地做了一顿无米之炊，挺不容易的，角度也可
本书试图从以去道德化的路径，以打开基层“秩序”迷雾的方式来回溯沦陷区复杂的政治、民生状态。但是道德（包括民族主义）永远无法剔除于这段历史，如同入侵者不得不面对“成本”问题的诘难，沦陷区的中国民众所面临的也是一个“成本”问题（包括道德成本）。
四种立场：民族主义、政治主导、人道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都会对“合作”行为的叙述与讨论造成遮蔽。占领的根本是新秩序取代旧秩序，但新秩序面临的一方面是旧秩序的残余，另一方面是新秩序的成本，因而“合作者”的任务便是在这两方面做出贡献，然而这段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合作者”既没有办法提供“清理”的力量（甚至他自己可能就是就是旧秩序的一部分），又无法情愿或持续地承担成本。说到底“合作”是为了权力的获取或延续，但如果新的无法摧枯拉朽地战胜旧的，“陷入泥潭”的结局就极有可能是两种秩序——全部秩序沦陷，为第三种秩序铺平道路——不力的“合作者”最大的作用，可能正在于此。
存在西方史学作品的通病，譬如用很长的篇幅阐明何为“合作”；又譬如虽然已经承认史料的匮乏，但还是勉为其难总结不同合作方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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