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全集（全30卷）

为纪念巴尔扎克诞辰200周年，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0卷本《巴尔扎克全集》。此次《巴尔扎克全集》共收入了31位译者的译文1200万字，其中五分之四为80年代以来当代翻译家的新译。著名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指出，新译者不仅充分继承了傅雷先生以“传神”为特色的翻译风格，并进一步发展创新，代表了中国当前法语界的水平。

《巴尔扎克全集》收录了巴尔扎克除书信外的全部著作，《人间喜剧》占24卷，《都兰趣话》与《戏剧》各占1卷，文论、书评、随笔、小品、特写、杂文、专论、时事政治述评等编为“杂著”4卷。其中《人间喜剧》为巴尔扎克的小说总集，是19世纪法国社会风俗真实丰富而深刻的记录，把小说的容量和艺术表现力发展到了巅峰，并创造了包括高老头、葛朗台、贝姨等不朽形象的19世纪最壮观的文学人物画廊。《巴尔扎克全集》中文版的出版汇聚了我国几代法语文学翻译家的共同心血和成就。自1984年开始分卷出版到30卷本出齐，出版社和众多译者付出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

我国对巴尔扎克著作的翻译介绍，可以追溯到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代翻译家林纾先生。林纾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红房子旅馆》、《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文言文，并结集成一部《哀吹录》，于1915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其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翻译界的前辈陆续翻译了一些作品。截止到1949年，中国已出版巴尔扎克作品22种，建国后至“文革”前出版了42种。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巴尔扎克全集》之前，就已出版了24卷本的《人间喜剧》、10卷本的《巴尔扎克选集》以及24种作品的单行本，其中《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累计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幻灭》、《贝姨》等的发行量约在70－80万册间。

真正使巴尔扎克在中国读者中产生巨大影响的，当属傅雷先生的译本。傅雷毕生从事法国文学翻译工作，译作达500余万字，一生翻译的巴尔扎克的作品有220万字，不少作品曾先后重译过多次。其中1949年、1950年出版的《欧也妮·葛朗台》及《高老头》，尤为读者和翻译界瞩目。

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不损及汉语的简洁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特殊的艺术，精益求精，在吃透原著精神、保持原作者气质、风格和思维逻辑的基础上，根据汉语的特点进行了一定的再创造，使得巴尔扎克的作品通过汉语焕发出了夺目的光彩。在我国翻译出版界流传着这样的话，如果说，中国人首先通过朱生豪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了解巴尔扎克则无疑要归功于傅雷。

傅雷先生在“文革”中去世后，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曾经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1981年至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巴尔扎克新译3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并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肯定。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确定了出版规模庞大的《巴尔扎克全集》的选题计划，聘请了一批80年代之后崭露头角的翻译家加盟，并成立了由黄晋凯、王文融、陆秉慧等8位专家组成的编校小组。

参加了大量校订工作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指出，为了完美再现巴尔扎克的文风，特别是其广博的知识、充溢的思想和颇有些累赘的语言，新译者们做了大量工作，随时注重知识补白并在翻译技巧上不断探索，大胆创新，体现了我国当代法语翻译的最高水平。如为了翻译哲理小说《塞拉菲塔》中关于斯威登堡通灵论的文字，以及《逐客还乡》中有关神学和但丁所卷入中世纪教派争斗的内容，北京大学的张冠尧教授特别借鉴了《佛经》和《圣经》的翻译，在优美典雅中再现了原作空灵虚幻的风格，完成了这两部傅雷先生自言“不能翻”的作品。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袁树仁教授为了翻译《烟花女荣辱记》中有关监狱里苦役犯生活的内容，特别是其中难以会意的连篇黑话，特别从痞子文学和黑色小说中找到了借鉴和创新之法。中央编译局译审施康强先生为了体现《都兰趣话》中巴尔扎克模仿拉伯雷用16世纪古法语写作的风格，翻译中大胆采用了明清话本的文体，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语言效果。

巴尔扎克（1799—1850），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1819年4月从法律学校毕业，却决心要改行从事文学创作。他曾为自己立下目标：“拿破仑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 二十年创作生涯，一共写了九十一部作品，描写了两千四百多个人物，几乎涵盖了法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阶层，堪称人类精神文明的奇迹。巴尔扎克倾其一生创作的巨著总名《人间喜剧》，在小说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从不同侧面描写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法国社会，反映出资产阶级取代贵族阶级的历史趋势，再现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风貌，其中的代表作有《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等。百余年来，巴尔扎克的作品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