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闽南沿海的小镇，一个活到九十九岁的女人，从十二岁起跟着缠脚的阿母，一座一座庙地去问卜。神婆当众说她“无子无孙无儿送终”，后来这个神婆成了她的婆婆。蔡崇达在《皮囊》之后八年写下这部长篇，写一个人怎样把自己的命运生下来。
早上六七点的样子，她挎上竹篮，放一袋粿子，抓一把香，出门。两个女儿追出来，一左一右地跟着。阿母缠过脚，穿的鞋比十二岁的女儿穿的大不了多少，走路走得格外用力，左右左右一扭一扭，两只手跟着像船桨摆动起来。节选里写，三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罗汉领着哼哈二将”。
“我十二岁那会儿，我阿母每天都要去烧香问卜。倒不是求神明，而更像是去找神明们讨说法的。”庙都是沿着海边修的，像圈着海的一个个哨所。出门右转先到夫人妈庙，管男欢女爱以及小孩的事情；妈祖娘娘庙里总是鸡飞狗跳，乡邻们在那儿处理渔获、打牌，到了饭点端着饭菜聚着吃；关帝爷庙里，正中间是关帝爷捧书夜读的神像，左墙镌着“春秋”，右墙镌着“大义”；三公爷整张脸都是黑的，据说替皇帝试毒中毒而亡，他管的好像是世间的公正；再往前是孔夫子庙、观音殿；最后一座大普公庙在入海口，除了大普公，还有黑白无常以及一尊黑狗的神像，一年到头走街串巷，把那些因为眷念、仇恨、不甘而不愿离开的魂灵，哄小孩般哄到庙里来。
七座庙。一个十二岁的女孩跟着一个缠脚的女人，把这条路线走成了日常。她后来才明白缘由：“因为人生需要解决的问题真多，一个神明，不够。”
这是《命运》开篇的气息——不是书房里的气息，是海风、香灰、粿子和一双缠过脚的鞋。李敬泽在序里说，这是一部关于底部的书，“树意识不到它的根，树枝和树叶欢快地迎向天空，但树的生长、伸展其实来自于它的根”。
神婆嗑着瓜子，把一个想死的人算活了
那一趟问卜，是叙述者怎么都想不到的。她说，那个老和神明吵架的阿母，竟然会被神婆硬生生地弄哭成那样；而那个把阿母弄哭的神婆，后来成了她的婆婆。
很多年后，那个神婆已经成为我婆婆了，突然没头没尾得意扬扬地问我：你知道那天我在算计你阿母吗？你知道这让她多活了一年吗？那神婆口袋里总装满瓜子，她习惯每说一句话时把瓜子嗑开，咀嚼瓜子的节奏就嵌在说话的节奏里。她还总能把瓜子壳吐在一句话需要停顿的地方，好像瓜子壳就是她说话的逗号和句号，好像没有瓜子她就不会说话。神婆往自己嘴里送了一粒瓜子，她说：你阿母一开口我就知道她想让我干吗。神婆吐出瓜子壳，说：但我偏得拧着。又送进一粒瓜子，说：你阿母才不得不活下来。然后突然放下瓜子，说：这个算计可是神明让我干的。如果要感谢，你得连我一起谢；如果要算账，你算神明头上去。说完，也不管我认不认这个解释，自己哈哈大笑开了。
神婆看穿了阿母的打算：把事情办完，然后安心去死。于是她偏拧着，追在门口喊——你是不是觉得做成这些事，自己就可以安心去死了？但你做不成的。你是不是不知道怎么活了？但你也没法死。阿母拾起路边一块石头砸过去，神婆一跳，躲过了。神婆是不追了，“但她的话已经像路边的野狗一样，追上来，还咬上了”。
然后是一声哭。“突然如凭空炸出的雷一般，哇一声，哭声从阿母身体里冲出来了。”叙述者说，她后来认识很多种哭声，还记得这一次：不是呜呜呜，也不是嘤嘤嘤，是“如同心底的火山，发到底，枯竭了，然后，再来一次”。她先跟着难受，又觉得不对劲——这不是五六岁小孩的哭法吗；于是觉得有点好笑，然后心里更难受。
我们习惯把眼泪当成要堵住的东西。硬挤的笑、咽回去的话、咽久了变成身体里某处钝痛的东西，这一路数我们太熟。关于那种被强压下去的情绪最后去了哪里，站内那篇《一个日本心理学家说：硬挤的微笑会让人抑郁》讲得比道理更具体。而这个嗑瓜子的神婆用的是相反的路数：她把一个人从“体面”里拽出来，让她当街哇哇大哭，像五六岁那样。
人心里有一片海，得有一块压舱石
阿母后来还是走了。节选里，阿太说得很清楚：阿母不是滑倒也不是跳下去的，“就是在某一个时刻，心里的某一个念头——刚好可以这么滑下去——她就在那一下，顺水推舟让自己走了”。
也就在那时，她拿到了那个可以随身带走的东西：“人心里真的有一片海，一直在翻滚着，而自己的魂灵如果没有一个重重的东西去压住——类似于压舱石的东西，只要某一刻某一个小小的情绪的浪过来，魂灵就会被这么打翻，沉入那海底去了。”
这块压舱石，在阿妹眼里是另一副样子。阿母走后，阿妹除了睡觉、上厕所，其他时间一直盯着她看。还在披麻戴孝、在灵前烧金纸的时候，阿妹就很认真地说：阿姐，我想清楚了，你必须赶紧生小孩。头七刚过那天，阿妹起得特别早，一见她就问：阿姐，咱们送完阿母了，你可以赶紧生了吗？之后每天来几回，先打量她的肚子，看不出动静就追着问：你到底有没有在准备生啊。被吓跑了，过几个时辰又来看一次。
阿妹认定了，只有肚子里有个孩子，“才如同一艘船有了压舱石，不会被突然而来的命运的乱流冲走”。而阿太后来承认，她一开始想要孩子，或许只是因为想和命运怄怄气——她想，有孩子后，我要在家门口，每见着一个人来，就以我的孩子为证明，和那个人说：你看，哪有什么注定的事情？
这种把告别提前说出口的执拗，另有一篇写得很静：《他第三次问：你会来我的葬礼吗？》。人都知道那一天会来，区别只在于有没有人肯把它说破。
车倒回来，他喊了一声“阿娘啊”
那个“无子无孙无儿送终”的预言，最后没有应验。她成了亲，有了婆家与丈夫，抱养了孩子：北来、西来、百花。
最扎人的一段，是送西来去找他的生母。车本来已经开了，他特意让车往后倒，摇下车窗，探出头，喊：阿娘啊。她回：哎。他说：阿娘啊，你千万记得，我只有你这个阿娘。那时他已经快五十岁，西装革履，头发锃亮锃亮，刚被马来西亚封了什么爵；前一晚，他还像小时候一样在她房里打地铺。他说他只想去看一看自己是从哪儿来的。她说：你没有对不起我，你认我是阿娘，我就是阿娘了。“但哪想，那却是他最后一次叫我阿娘了。”
北来越老心越大，五六十岁了，哪件事惹他不开心，还会㨃她一句：你就没当我是亲生的。说完委屈巴巴地看着她，等她哄。
她掰着指头数过：“一辈子说起来很长，其实，真不经算。”那些年北来、西来在马来西亚，信里翻来覆去就是——我们很好，勿念。她每次都请人回信：阿母想你们，阿母希望你们回来。她知道他们不好，“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不好，阿母都是知道的”。这种等待没有戏剧性，只是一封一封地回，像等一季作物。若是想在这种慢下来的耐心里多坐一会儿，可以接着读《静候葡萄成熟时》；而那种离家、寄钱、报平安的账目，另有一本《田老师打工记》可以接上。
“我争取啊，争取常来梦里看你”
书的附录里，蔡崇达写他回北京后，请母亲每天下午去探望阿太，探完给他打个电话。阿太总不肯接，一直摆着手——“毕竟阿太的手瘦得只剩下骨头了”。她在电话那头嚷：哎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