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把现代中国政治语言当作被'制造'出来的产物来考察，而非理所当然地接受。读者读后会惊觉：'辛亥革命'一词在1919年前极少出现，是1920年代为论证合法性才被固定下来；'科学'当年被赋予'格致'的功能，实为科举选官逻辑的现代复活。作者由此揭示：今日我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大多经过对西方术语的重新编码，结构上却与传统暗合。然而这种'从关键词反推历史'的统计学进路也引发激烈争议——有学者质疑其依赖的数据库体量过小、事件录入具有选择性，结论可信度因此打折。正因如此，它更适合带着批判眼光、想理解'我们为何如此思考'的读者，而非寻求确定答案者。
作者简介
金观涛，现任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美术学院南山讲座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讲座教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运用数据库量化分析政治术语演变
- 揭示中国现代观念与西方的本质差异
- 提出不同于传统史学的思想史分期
读者共识
- 方法论创新显著，开启观念史研究新范式
- 过度依赖数据库，存在机械与逻辑争议
- 作为工具书价值高，但结论可信度待考
精彩摘录
- "“社会”含义的狭窄化，同时也意味着它的抽象化和空洞化。在原有的“社会”三重含义中，它们互相结合既表达了人类的一般政治经济组织状态，也蕴涵着形形色色的具体过程，它表现在“社会学”这个词的丰富多重含义中。社会学作为研究社会的学问，它必须包括具体社会组织研究和人类社会一般演化规律两个方面。一旦公共空间和人自行组织过程从“社会”的含义中抽掉，作为同时涵盖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学也失去了意义，这时“社会”作为人类组织的总称只是一种空洞抽象的存在。一般社会演化规律更不是社会学所能揭示的。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后社会学在中国学术界的命运。……只要公共空间不再受关注，社会学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 "当代中国的常识个人观与西方个人观念最大的不同在于，权利不再是个人观念不可缺少的核心，或者说个人不是用权利主体来界定的。我们知道，个人权利观念是建构西方现代理论大厦的基础，基于个人权利为正当推出的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只能是社会契约论；当代中国个人观念在这一点上不同于西方。"
- "今日人们常说"辛亥革命"，实际上，1919年前这一词出现的次数相当少。要等到1920年代，国民党为了论证自身的合法性，"辛亥革命"才成为一个指涉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的常用词。也就是说，把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说成是革命，是1920年代新道德意识形态对历史再解释的结果。而在辛亥革命爆发之际，报刊文章称其为"武昌兴师"。"
- "历史上最发人深省的莫过于在复活旧事物某种性质时，却忘记了它的名称。千余年来，科举制度是维系儒学以德治国和大一统王朝最重要的制度。在五四时期建立的当代中国文化中，科学又被赋予"格致"的功能，成为建构新道德的基础。这样，传统的以道德意识形态选官以整合社会的结构就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复活，而人们会误以为这是全新的事物。"
- "在新文化運動後期，以《新青年》為代表的激進知識份子接受馬列主義，是從批判市場不能實現公平分配開始，並以平等分配為價值核心，來重構合理的經濟制度，然後再來論證與這種經濟制度相配合的政治制度的正當性。在行動上，則要以俄為師，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由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實施中央指令式的計劃經濟。這種新型社會模式，迅速取代了二十世紀頭二十年代議制政治和市場經濟，成為共產黨的行動綱領。"
-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理“的二十多种意义里，没有一种是接近西方ratio意义中与达到目的的理由、计算有关。这自然就引出一个问题：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理“这个字代表合理性？进一步我们还可以问：用”理“作为正当性判据并进行合理性论证，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化的理性化过程与西方不同？"
- "所谓理性化，实际上是用某种合理性标准和普遍规则，对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的正当性进行论证，并对宇宙秩序做出解释。"
- "由于在不同的文化系统中，观念和行为的合理性标准是不同的，只要建立了某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标准，并自洽地贯穿于社会行动和制度之中，都可以看作实现了理性化。也就是说，不同文明可能存在着不同的理性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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