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書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蔡長林拒絕沿著梁啟超、錢穆設定的「今古文之争」框架來定位常州學派。在錢先生眼中，常州不過是漢學考據的旁支、康有為今文經說的翻版，不足為「達道」；作者卻從文人的身份認同與學風轉變切入，指出常州學者並非純粹的經生，而是以科举策論、辭章為武器，在考據壓力下爭奪經典解釋話語權的知识分子。他們把微言大義藏於經說探討與詩文字裡行間，是一種寄託政治理想的學術作為，而非公開的社會批判。這種「由文士到經生」的轉向，實際上是對乾嘉考據走入死角的回應。書中對宋翔鳳如何兼承莊氏家法與漢學樸學、平情與漢學家對話的細部梳理，尤見功力，也提醒讀者：學術史必須回到歷史語境，而非預設立場。
作者简介
蔡長林，臺灣澎湖人，一九六八年生，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專研中國經學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春秋學。著有《論崔適與晚清今文學》、《常州莊氏學術新論》等，主編有《晚清常州地區的經學》、《隋唐五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校訂《翼教叢編》。另有〈唐代法律思想的經學背景──《唐律疏議》析論〉、〈乾嘉道咸經學采風──讀《經學博采錄》〉等論文二十餘篇。
AI导读
核心看点
- 结合经学与学术史，考察清中叶常州学派兴起及其流衍。
- 揭示常州学者在考据学压力下，以文士身份转向经生的过程。
- 突破梁启超、钱穆框架，从社会史与思想史切入学术史研究。
读者共识
- 作者治学严谨，文字典雅平易，被誉为谦谦君子，温润如玉。
- 方法论极具创获，从身份认同与学风转变角度重构经学史。
- 虽部分观点如文士经生界定存疑，但整体视野开阔，值得细读。
精彩摘录
- "钱先生乃有激于疑古思潮的漫延，而思有所救正，于是有《先秦诸子系年》之作，展现他保存国粹、寄托国魂的决心；而他在追溯这股疑古风气的源头时，发现这是晚清今、古文之争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而始作俑者，则是晚清今文家康有为，于是又有《刘向歆父子年谱》之作，对学术界纷扰不休的争执作一番总结与清洗；又发现康有为的今文经说，其实是从常州学派翻转而来；而常州学派在他看来不过是汉学考据的旁衍岐趋，不足为达道；而考据之徒，徒以汉学相标榜，斥宋学而立门户，无当于明体达用，故经学若以考据出之，已非达道；至于考据之旁支如常州者，虽花开满枝，而徒伤其实，这大概就是钱先生论清代学术的理论主轴，可以说钱先生的著作都是有所为而为，"
- "至唐刘知己乃以史法绳《春秋》，别为新义；下及宋、元，其势益张，乃以为《春秋》据事直书，不烦褒贬。明代如湛若水、清初如姚际恒、清中叶如钱大昕、纪昀、郝懿行等人，皆主是说。其说若行，则《春秋》即使未如王安石所讥为断烂朝报，非束付高阁不止，亦将使《春秋》之褒贬精神与绵延久远的褒贬传统黯然失色。"
- "只不過與晚清今文家如龔、魏、康、梁以下外爍其言論於社會政治批判場域不同的是，常州學者每將其意念隱藏於對經說的實際探討或詩辭文章的字裏行間之中。故對常州學者而言，所謂微言大義、意內言外，與其說是一種政治理論，不如說是一種寄託政治理想的學術作爲或文學創造。"
- "至乾、嘉之際，包括常州在內的眾多江南文士，在科舉功名與考據思潮結合的雙重影響下，通籍之前，往往須兼學舉業文章以及訓詁考據之業；通籍之後，多有盡棄舉業而肆力於訓詁考據者。翔鳳之父宋簡如此，常州學派自莊述祖以下，如丁履恆、莊綬甲、劉逢祿、宋翔鳳亦皆如此。不同的是，莊綬甲、劉逢祿等人所接受的考據學方法，主要是經過莊述祖「加工」過後，以區別古、今文字爲基礎，進而分別今、古文經說的莊氏「家法」，其學術內涵，多先驗性的主張；其學術方法，多強考據以就我，展現出對家族經說探求聖王微言大義的堅定立場。而翔鳳則出身蘇州，首先接受的是來自於父親及世交長輩如汪元亮、徐承慶等人所教授，以蒐羅漢學古義，校讎學術源流為主的"
用户评论
四年前受益匪浅的著作，居然没有标。当时从大陆拿台湾新书不易，得蔡先生发给我一本。请益问题也获详细回答。
“不论汉学考据的成因是迫于清廷的文字高压，还是来自于儒学内部争论的所谓内在理路，抑或是将明亡之因归咎于八股考试所呈现的腐朽学问，戕害人才，欲以经学替代理学。汉学考据绝非仅止限于少数人玩的游戏，更不应仅仅视为方法学层次的运动而已，而是一股强大的学术风潮，在意识形态层次上，带有排他性的力量，就算不是当者披靡，也是大有风行草偃之势。”（结论P509-510）
应当认识到的是，思考思想史的问题，绝非非黑即白、非此即彼，“学”与“学”之间绝非壁垒分明互不相干；从时间层次上看，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的时间，思想的藤蔓永远缠绕在一起，这需要学者用非常敏锐的眼光将其主线（甚至是多条主线）追索出来。
2010年底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林庆彰先生等一行人，来学校访学的时候给古代文学的硕士点赠了好多书，老祁便让我们每人挑几本寒假回家看。虽只是粗略地看了看，便能感觉蔡先生的文字犹如他的人，典雅平易。至今对蔡长林先生的那次讲座记忆犹新，所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也不过如此吧......
即便有重叠之处，经术文章（“文学侍从”）的传统毕竟不能完全被科举制艺所囊括，更别说明显具有belles-lettres面向的袁枚了。总之，“文士”的概念值得更加细化。
求古以后求是，建立在回到历史现场前提下的的经学史重构
思考方法和具体内容观点都很好，只是文章的写法恐怕不值得模仿学习。
《文心雕龙•论说》置解故传注于论题文中，感觉挺适合用来理解常州学派由文士到经生的转变。如果说汉代训诂之学是针对纷繁排它的章句的反动，那么乾嘉走入死角的训诂考据，则是也欲以极度排它的学术价值观，将训诂彻底脱离于论体文的精神，斤斤于许郑贾马的“标准答案”。从训诂史的角度来看，也许可以说，学者们从文士到经生的融合过程，亦是训诂考据渐次回归于“弥纶群言，精研一理”之论体精神的过程。
章刘以来，常州就是“不出辞人说经之域”。但如果不把“文人说经”和“训诂考据”对立着看，那么其实说经中的训诂现象本身，就隐含着训诂学的另一伏流。
多有精义。
補標。作者捧出小家別子，並非為了劍走偏鋒，而是想要勾勒出另一幅時代畫像，僅此一點，就足見作者用心了。
一本很值得读一读的学术史著作，作者最主是超越了确切的但又是“后世的”今古文之分而从身份认同和学风转变来考察常州学派，真正地从当时的学术实际来设立问题并寻求解释；同时在一定意义上提醒了读者学术史需要从哪些（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思想史的）史料和方法论着手，不要把身份、生平、学风这些东西当做多抄几份史料的外在驱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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