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为我国著名思考型学者秦晖的成名之作，初版于1996年。
作者以七十年前毛泽东与梁漱溟之间一次有关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对立问题的争论为契机，从分析旧中国“关中模式”入手，在掌握大量社会调查数据的基础上，运用西方社会学科学的分析方法，重新审视封建社会三要素（即自然经济、宗法共同体与依附人格）在中国的社会表征，指出权贵与平民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进而对社会构成主体——农民（农民人格、农民心态、农民文化）进行深入研究，纵观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的成功与失败，深刻分析农民的“双重性”，揭示中国社会长期固守“农业文明”之根源；横向结合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式农业发展道路，对农民及农民社会进行共时态的逻辑分析，从源头上探寻农业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此次再版，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社会变革，但作者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分析与认识依旧令人信服：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度。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还是农民社会的改造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要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让农民“从田园诗式的农业文明中走出来，以发达的自由个性谱写出中国现代化的狂想曲。”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提出关中模式，重构封建社会三要素
- 剖析农民双重性，揭示依附人格根源
- 对比中西俄农业，探寻现代化道路
适合谁读
- 关注三农问题与乡村改造的读者
- 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结构感兴趣的读者
- 社会学、历史学及经济学专业学生
读前提醒
- 前半部史料扎实，后半部理论推演多
- 需理解宗法共同体与人身依附概念
- 结合当下社会现象思考更具启发性
读者共识
- 秦晖成名作，当代农民学奠基之作
- 颠覆传统常识，逻辑严密极具穿透力
- 虽出版多年，对当下仍有振聋发聩之效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着世界上7%的“非农民”"
- "在宗法社会的基本结构不变的条件下引入西方文化的一些行为模式，其结果很可能是：播下了民主，收获的却是群众性歇斯底里；播下了自由，收获的却是散漫；播下了平等，收获的却是平均主义。 然而人们却将其称之为“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绝对平等观”等等，仿佛现在是民主、自由、平等太多了，只要加以束缚，使其既不“极端”又不“绝对”，即可尽善尽美！而当人们播下“产品经济”，却收获了自然经济，播下了“计划调节”，却收获了超经济强制，播下了纪律，却收获了专制时，又往往惊呼社会主义的步子迈得“太快”、“管得太死”、“集中过分”，仿佛只要向传统“让步”、“后退”、“放宽”、“松绑”，便可解决改革的任务。 然而历史"
- "在马克思看来，封建社会就是“人的依赖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形态之一。 我们只看到农民依附于地主，因而自然认为打倒了地主，也就不存在了人身依附问题，而马克思看到的是个人依附于共同体，由此得出逻辑结论是：即使打倒了地主，只要没有经历过发达商品经济的洗礼，没有在发达的交换中产生“成熟的个人”，则人身依附关系也就依然存在，甚至还可以依然占统治地位。我们把反封建理解为“均贫富”，而马克思把反封建理解为个人摆脱共同体的束缚；我们实际上认为在封建社会里“贪婪的私有者”太自由了，而马克思则认为封建社会的弊病恰恰在于：在共同体的束缚下“每一个人”都没有自由；我们从“私有制是万恶之渊”的角度去批判封建社会，而按马"
- "19世纪的沙俄好比一个既有“父爰”又有父权、既无自由又无风险的旧式宗法大家庭。 然而商品经济的侵蚀，使家庭内部的不和谐产生了：子弟们在市场的吸引下变得不那么安分守己甘受束缚，家长们在市场的诱惑卜变得私欲膨胀难守父道，于是渐渐地“父不父，子不子”，双方都挖开了大家庭的墙角，用列宁的话说就是“地主与农民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俄国的问题于是逐渐从要不要“分家”的问题，变成了如何“分家”的问题。子弟们要废除大家长，带着自己的一份遗产分家过自由日子，而家长们却想把“家长权”变成“嫡长子继承权”，独吞家产而把子弟们都从大家庭中赶出去！ 而列宁却以政治家的敏锐与对俄国现实的深刻理解修正了自己的主张。在“分家"
- "土改前的关中几乎是个自耕农的世界，地权极为分散。地主不是没有，但的确很少。以渭南13县而论，土改中划定的地主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最大的是华县1.43%，渭南1.39%，最小的是华阴0.01%，蓝田0.02%。然而就是这些地主，大多也不是传统概念中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地主”。他们主要是因雇工经营或放债而得到地主这一成分的。 凤翔县的调查表明：“政治上国民党与乡保人员压迫及经济上的剥削最重，超过了地主对农民的经济上的剥削”，“群众对国民党乡保人员的仇恨超过了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这里已经涉及了关中“封建关系模式”的主要特征： 有产（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者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身份性特权与政"
- "历来我国的土地就不是（或主要不是）“按资分配”，而是“按权分配”的，最有资格当地主的并不是商人，而是权贵。有权势的江南缙绅兼并土地，无权势的关中“陕商”不置田产，都不过是这一“传统”的不同表现模式而己。 关中地区，在极为沉重的土地税下，又缺少一个享有合法（或合惯例）优免特权的庞大缙绅阶层，土地之难于集中就势所必然了。 江南重赋而缙绅多，故田多归于“产无粮，身无徭，廛无税”的缙绅。 实际上，“以末致富，用本守之”在我国经济史上恐怕只是个表象，或者只是个次要的“传统”，真正的传统则是无论以本还是以末致富，都要“用权守之”。"
- "封建社会宗法共同体的实质是：它用父权加温情的羁绊阻碍了统治一服从关系之外的纯粹私有权的形成，而在此基础上那种对宗法式平均的价值追求却与等级特权形成了和谐统一，正如宗法自然经济中对自给自足的“农村幸福”’的价值追求与“命令经济”下的超经济榨取形成和谐统一一样。 封建主义对农民意味着什么？ 在农民的理想中，封建主义的人身依附应该意味着保护而不是束缚，由这种关系形成的宗法共同体应该只有宗法式的温情而没有严酷的父权，只有田园诗式的和谐而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在这种共同体中的自然经济应该只有“鲁滨逊式经济”中那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的幸福”而没有“命令经济”下的超经济榨取。如果封建社会中的广大人民，主要是农民，"
- "事实上，古汉语中并无与free同义之概念。因为free除“自由自在”的含义外，尚有“从……脱离而独立”之意。汉语中的“自由”仅与受束缚相反对，而free不仅与受束缚，还与受“保护”相反对。在西方概念中，受人庇护的人是不自由的，而在汉语中受庇护与自由并不矛盾。而从西方市民社会的自由观出发，这种处于国家“保护”下的小农与西方“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的农奴同样是不自由的，或者说前者更不自由，更接近于“普遍奴隶”。 封建时代的中国只承认家族财产，不承认个人财产，所有权只是家长权的附属物。家庭之上，族权对财产的干预也很强。 我国封建时代的地价如此之低，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并不是只要有了钱"
作者简介
秦晖，生于1953年12月 。1981年作为中国文革后首批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兰州大学,1992年起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理事、青基会社区文化委员会委员、研究委员会委员，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方法》、《开放时代》、《中国学术》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学术刊物的编委。
目录
用户评论
我觉得秦晖就是中国当代的马克思
知识分子会武术，流氓都挡不住。秦晖通过对关中模式的提出，对比太湖模式，西欧中世纪，俄罗斯农村公社等等传统社会农业特点，从而切入了到底什么是封建社会的庞大问题。一开始我以为他是准备要跟马克思死磕，力图建立新的有关封建社会的理论。越读越发现，他满肚子的马克思主义原教旨理论，反对的是哪些被后人不断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某某化理论。秦大先生让我见识到了，什么叫打着红旗反红旗。
本书的前后两半部分属于不同的“好看”。前半部分从关中模式的提出进而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封建制度的多个层级，在横向比较欧洲、俄国的传统土地模式后，对既往“封建制度”的设想提出了挑战，从土地经济模式入手最终其实还是要考察传统中国人格的问题，最有创见的地方就是弱化了既往定义中“强制人身依附”的描述，转而重点呈现人格由于社会性的不发达对自然界与宗法共同体自愿的依附，理解了人格依附这个深藏在土地模式背后的根本动机，大概也就能理解传统农民起义、落草为寇、举族迁移、“抑兼并”等等看似表面无关的行动背后的统一逻辑。后半部分因为缺少实证的资料，议论大多看起来空疏，几乎有点孙隆基的味道了，但是很多细节充满了想象力，比如对于农村性散漫与性专制的冲突描绘，另一个要点，是点明了东西之争的本质是古今之争。
秦晖在热热闹闹的八十年代独处西北、静心思考的结晶。后半部分分析对象多且大且空，很多没有很好展开，似乎10来年没怎么说话，想在这本书里对种种思潮作出回应。
太了不起，推荐给所有朋友！几年前初读，只记下了「束缚－保护」的宗法共同体等大判断，这次再认真读一过，实在是胜义纷呈，借助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若干方法，加以严密的逻辑推导，大论断之外还统摄了许多小问题，而且无疑对党国史学「五朵金花」、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都有许多回应。
感慨万千，中国已经比当初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谓是大师之作，令人茅塞顿开。
河shang烂作，强夺解释权，解构话语体系，其心可诛
感觉没有到达底层。一条主线，逃避自由。前面论据很充分，很强大，不过后面较多脑补，我也不认可他后面的，我对马克思之流没有任何好感，黑支黑的也不充分，应该不会二刷了。 @2018-07-29 13:25:54
“西安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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