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青史

定宜庄

出版时间

2009-02-01

ISBN

9787801707833

评分

★★★★★
书籍介绍
《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是《中国知青史》的前半部分,迄止时间为1953年到1968年。根据官方文献档案与当时的公开出版物,分析和叙述了“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项正式的国家安置政策出台、演变和形成的过程。作者明确指出了以下三点: 第一,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不仅出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的考虑,而且与建国后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紧密相关,是各种政策施行造成的结果。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背景,尤其是计划经济的背景来看待知青上山下乡的问题。 第二,“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国家劳动力调配工作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无法在城市升学就业的青年开辟新的就业道路。但无论作为一项安置工作,还是以后发展成为一场运动,从指导思想和具体运行机制上,都具有明显的延续性,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更不能采取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做法。 第三,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明确区分知青。并对他们作出分别研究。狭义的知青特指1962年知青安置成为国家一项专门工作后从大中城市下乡的中学毕业生,其中“文革”期间毕业的“老三届”及其以后陆续从中学毕业的城市青年,通常被人们看作是知青的主体。但从广义来说,知青还应包括家在农村、毕业后又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回乡青年”。他们才是知青上山下乡的先行者,也是人数最多、付出代价最大的一批人,因此《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用大量篇幅,列举大量事实,阐述了回乡知青群体与他们的经历。
作者简介
刘小萌,史学博士。1952年生于北京。1958年赴内蒙古牧区插队。1973年转回河北原籍,后上技校,当工人。1978年考入大学。现为北京大学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AI导读
编辑书评
  • 本书的独特价值在于它拒绝提供廉价的道德审判或统一的悲情模板。定宜庄通过精心编排的13个案例,展示了知青群体内部的巨大断裂——既有热血的革命信徒,也有精明的投机者,更有无奈的牺牲品。这种复杂性恰恰是历史最真实的质地。然而,局限在于口述史固有的碎片化特征,使得全书缺乏一条贯穿始终的分析主线,读者若不具备较强的历史拼图能力,易感到零散。它不是一本教你“看懂”知青史的教科书,而是一面让你“听见”历史回声的镜子。
  • 相较于同类纪实作品,本书胜在对“声音”本身的尊重与学科反思。作者并未试图抹平叙述者的个性缺陷或逻辑漏洞,反而保留了那些看似格格不入的幽默或辩解,这体现了极高的学术诚实。对于当代读者而言,这本书不仅是怀旧,更是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个体与国家关系的关键文本。建议在深夜独处时细读,配合相关纪录片观看,能更深刻地体会那种“命如草芥”却又顽强求生的时代质感。
核心看点
  • 本书突破传统宏大叙事,通过13位身份迥异的知青口述(从领袖人物到普通个体),呈现上山下乡运动的多维面貌。定宜庄强调个人记忆与历史背景的交织,揭示特权、苦难与理想主义并存的复杂现实,让读者看到被官方话语遮蔽的鲜活生命体验。
  • 书中收录了如丁惠民、郑梦彪等关键人物的回忆,不仅记录了政治事件中的具体细节(如王震接见时的荒诞对话),更展现了不同出身者对同一运动的差异化解读。这种“众声喧哗”的结构,有效解构了单一的受害者或英雄叙事,还原历史的灰度与人性张力。
  • 作为口述史实践,本书探讨了史料价值与方法论反思。作者指出人类学与史学在对待边缘群体叙述上的差异,强调保留原貌的重要性。即便部分叙述带有自我辩护或幽默色彩(如郑梦彪篇),这些主观性本身即是理解那个时代精神结构的重要入口。
读者共识
  • 多数读者被书中真挚的情感力量打动,认为这是“值得珍藏的记忆”。评论中频繁出现“流泪”、“心痛”等词汇,显示口述内容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让后辈直观感受到那一代人命运的无常与沉重,引发深层共情。
  • 部分读者批评本书为“个人回忆录大合集”,认为缺乏系统性的历史分析,显得松散且“略一般”。也有观点指出,某些口述者(如郑梦彪)的态度令人不适,质疑其反省诚意,反映出读者对“谁有资格讲述历史”存在争议。
  • 共识在于认可口述史的多元价值:既看到了特权阶层的特殊经历(如出国访问),也看到了普通人的挣扎。读者普遍认为,正是这些充满矛盾、甚至互相冲突的声音,才构成了比官方定论更真实、更立体的历史图景。
精彩摘录
  • "接见的过程很简单,从头到尾一个多小时,几乎都是王震在讲,有一半时间是在骂“四人帮”。他讲了很多革命道理,在谈到具体问题时,这位老前辈似乎认为我们是因为找不到对象才闹到北京的,于是,他很热心也很认真地告诉我们:准备亲自去找邓大姐,请她从山东多找些姑娘到版纳来。他也没忘记顺便宣传一下晚婚育的基本国策:“晚点结婚怕什么?当年我们都是三十多岁才结婚的嘛。”"
  • "最后我想说,在评估口述的功用和价值方面,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存在着一定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和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心主要在贫困落后的边远地区,研究对象是没有文献或少有文献的少数民族,是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在这样的环境下,田野调查、采访口述顺利成章成为重要的工作手段。史学则不然,它的研究范围可能更宽一些,在时间与空间任意穿梭的自由度更大一些,研究对象可以是社会上被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也可以是主导社会潮流的精英集团,不管怎么说,立足文献研究,正是它自身优势,口述方法当然要利用,但优势不能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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