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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的三个批评者
[英] 以赛亚·伯林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5-12-31
ISBN
9787575308892
评分
★★★★★
标签
思想史
英国
哲学
以赛亚·伯林
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往往不是三位思想家的丰功伟绩,而是伯林那份近乎偏执的
作者简介
以赛亚·伯林 英国哲学家、观念史学家、20世纪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生于俄国犹太家庭,1921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哲学,1957年就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发表具有开创性的“两种自由概念”演说,同年获封爵士。作为杰出的观念史学家和学科主要奠基人,先后被授予耶路撒冷文学奖和伊拉斯谟奖。主要著作有《自由论》、《俄国思想家》《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启蒙的三个批评者》《苏联的心灵》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解读维柯、赫尔德、哈曼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揭示反启蒙思潮如何催生浪漫主义与多元论
伯林以共情笔触还原被遮蔽的思想史脉络
读者共识
伯林文笔犀利,为理解启蒙背面提供经典视角
部分读者质疑其以自由主义后视镜裁剪历史
书中对多元价值的辩护至今仍具重要现实意义
精彩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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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不断地重复强调,专注、辨别和描述精神活动是多么困难。“由于人类感官的特性使然,人类的思维很自然地倾向于从外部观察自己,若要通过自我反思来理解自己则要克服巨大的困难。”因此,才会出现使用物质世界的术语去描述精神现象的强烈倾向,这在一方面会导致机械唯物主义,另一方面会导致物品崇拜以及泛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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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曼在罗马教会和法国百科全书派所鼓吹的普遍科学的梦想中看到了同样的征服一切的一元论;在他看来,这忽视和抹掉了思想和感情中的差异,并在实践中对它们不予理会。他惧怕体系、中心化、一元论等等,在他看来,他那个时代的科学所要求的权威角色是天主教教阶制度的世俗版本,他的观点在后一个世纪的奥古斯特•孔德那里得到了回响,只不过,哈曼对其深恶痛绝,而孔德则是举双手赞成。哈曼在这个集合中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的另一个例证……无论如何,在这场于两条战线上(右边是教会,左边是科学)进行着的反对宣称掌握全部知识的战争中,哈曼也许是最义无反顾、激情澎湃的,也是最早、最具有代表性的,并且由此深深地影响了浪漫主义者和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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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尔德之后,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人类历史不是线性的进步,而是各种独特和异质的文明的演替,这些文明相互影响,但无论如何,它们都能被看作拥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是单个的社会整体,可以从本身得到理解,而非主要是作为通向其他某种更完善生活方式的诸多步骤。这些文化不能够按照归纳科学所提供的机械原则一片片地进行重构:它们的构成要素只有在其相互关系中才能被充分把握,而这的确是文明的真义,文明乃是拥着一种可识别模式和一种核心风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表达,这种模式和风格贯穿于这个文明的众多(即便不是全部)活动中,并且即便文明内部存在着紧张、差异和冲突,这种模式和风格也会透露出一种感受和目的的统一性。这种风格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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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是一个阶段紧随另一个阶段,而不遵照偶然性(伊壁鸠鲁主义的思想),也不按照因果关系的机械顺序(斯多葛派观点),而是一系列追寻清晰可辨的目标过程——人类理解自己和他所在的世界所做出的努力,并在这个世界施展自己的能力。在维柯看来,历史是个有序推进的过程(在天命的引领下发挥人们的能力),人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断加深,人们的感受方式、行事方式和表达方式不断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每一种类型或者文化的必要特点不一定可以在其他的类型或者文化中找到。所以开始出现了有关人类经历和活动的“现象学”概念,认为人类的历史和生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最初是无意识的状态,随后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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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来说,修辞手法是或多或少有意识的运用,但对他们【先民】来说,却是他们命令、联系和传达他们所感觉、观察、记忆、设想、希望、恐惧、崇拜的东西(简而言之,就是他们的全部经验)的唯一手段。这就是维柯称作“诗意的逻辑”的东西,它是英雄时代的语言和思想模式……早期诗人所创造的妙不可言的形象和流传千古的措辞,在维柯看来,不能归功于幻想有意识的飞翔,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这些人的想象及其直接感知的能力比我们要强得多,以至于产生了质的不同,而他们的精确推理和科学观察的能力却远不发达。因此,如果我们要理解他们的世界,我们必须设身处地地进入那些与我们迥然不同、拥有着这些不熟悉的力量的头脑中。在这样一个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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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柯对“确定性”的解释不是来源于感知的外在世界,而是来源于他主要兴趣所在的领域,即社会关系——“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和工具。”我们甫一出生便置身于某种文化(对维柯来说则是一个社会过程),其中应这些必需品和工具的诉求而产生了各种社会机制,组成一张网络,社会生活的形式随着时间变化,我们在其中生活、思考、存在。语言就是一种这类社会机制:“语言创造了思想,而非思想创造了语言。”这句话出自维柯的《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尽管从语境来说,这句话可能是指,相较于枯燥、理性、直白的法国写作风格,他更热爱意大利充满想象力的写作传统,然而这句话在我们今天看来,代表了他社会语言学的考量。我们的思考和表达都受限于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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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柏拉图以降,西方传统的一个主要学说认为:善只有一个,而恶有许多面;每个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但是错误的答案有许多个。即使是亚里士多德,他虽然认为柏拉图那永恒不变、完全统一的社会太过死板,因为它不允许人的性格和希望的多样性的,却仍然把这一观点当作一个事实来描述。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主流就像形而上学、神学和各门科学一样,具有一元论的色彩:它试图把多数整合为一个连贯、系统的统一体。赫尔德是多样性一个较早的热烈拥护者:他认为统一性是一种摧残和毁灭的力量。他在1774年写道,中世纪的“喧嚣”至少“堵住了专制主义的血盆大口”,专制主义倾向于 把一切都压制得死气沉沉、整齐划一。现在对于人类来说,是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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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柯一样,赫尔德礼赞未经雕凿的民间歌谣,认为它们远胜书斋文人的矫揉造作: 赫尔德坚信,诗歌具有巫术的特点,尤其在早期民族那里;它不是对自然或者其他任何东西冷冰冰的描述:它激发了英雄、猎手、情人的行动;它具有鼓舞和引导的作用。那些书斋里的学究是无法领略其中的滋味的,只有那些身处于这些诗歌诞生场景之中的人才能够理解它们。在从里加到南特的航海旅行期间,他观察了恶风险浪海面上的水手。他们生活在残酷的自然法则中,心怀恐惧,与那些他们试图控制的自然元素亲密接触,在赫尔德看来,这些面色阴郁的水手,重现了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吟游诗人、北欧海盗和《埃达》的世界。那些风平浪静地从事着研究的语文学家,那些慵懒地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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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抛开滤镜看伯林好吗?典型地“用自由主义后视镜倒带18世纪”,柏林把维柯、赫尔德、哈曼请上同一张沙发,硬拗成“反启蒙三剑客”,却懒得解释他们相隔半个世纪、立场互斥的事实,为了凑“三人行”,柏林干脆把历史剪成MV——只要旋律对,节拍乱掉无所谓。他笔下“多元即宽容”的赫尔德式预言,被现实打脸:身份政治滑向部落互撕,MAGA与 woke 左右开弓,正是“不可通约的文化价值”最狂暴的注脚。伯林留给读者的,是一条浪漫逃逸线:既然理性必然暴政,那就拥抱多元——至于多元如何仲裁、怎样避免弱肉强食,对不起,哲学教授下班了。
以赛亚・伯林的经典思想史著作,堪称理解启蒙运动的背面。脱离了“理性高歌猛进”的固有叙事,他将目光投向维柯、赫尔德、哈曼三位被遮蔽的批评者,以共情的笔触,还原了启蒙思潮背后的多元思考。伯林清晰梳理了三人的思想脉络:维柯为人文科学划定独立疆域,挑战理性统摄一切的野心;赫尔德提出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以“移情”理解异质文明;哈曼以“语言是理性之母”为基点,尖锐批判抽象理性对现实的背离。书中将他们的思想与坎坷人生、时代背景紧密结合,既肯定其独特价值,也不回避观点局限。修订版颇具诚意,以亨利・哈代2013年修订版为底本,让伯林的研究思路与三位思想家的精神世界更清晰可触。在当下,重读这部作品更具深意,理性并非万能,文化的多元、个体的体验,皆是世界不可或缺的底色。读懂这三位批评者,方能看见启蒙的完整面貌。
微斯人,吾谁与归?
此外,赫尔德有关目的论和文化解释的思想,开辟了(或者至少是拓宽了)顽固而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和机械论者未曾考虑过的概念的和心理学的道路,这也导致了思想家们采取了彼此相差甚远的立场,其中包括那些受马克思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学说,以及知识社会学或现象学社会学领域作家影响的思想家。 而维柯所谓的想象就是:人们想象性见解和重建的独特能力。 哈曼在各个领域都是反理性主义的先驱。他的同时代人卢梭和伯克都没有理由被这样称呼,因为卢梭的公开政治观点带有古典的理性主义色彩,而伯克尽管谴责建立在抽象基础上的理论,却诉诸具有反思能力的人的冷静常识。哈曼完全不是如此:凡是理性、理论、普遍化的祸患露出了一点丑陋苗头的地方,他就迎头痛击。
很片面,用自由主义解反思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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