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继《春秋》之志而作《史记》，申明周秦之变与秦汉之变，叙事贯穿立朝与立教两大问题。立教是确立官奉学说、改正朔，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则无法导民以德，延绵政权。汉朝立朝以来，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吕无违高祖确立的汉朝祖制，虽行黄老之术却不依黄帝（土德）为国朝敲定土德；中经文景意欲改弦更张，遭遇立朝权臣捍卫祖制，未能成行；终于武帝确立代秦而起的汉朝新德（土德）。与此同时，在儒生的建议下，汉朝不再沿用秦制颛顼历，改用太初历，重启历史纪元。改德与太初历创制（天人），加之由黄老之术而独尊儒术（君臣）的官学调整，共同构成立教时刻。司马迁于立教事宜心有戚戚，笔法曲折，分散于《史记》各处，汇总而观，足见其在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武帝有立教之名却未能真正导民以德，史迁对此颇有微词。《史记》上起黄帝、下至汉武，黄帝作为首帝，无疑是历史的起点和原则，武帝改汉德为土德，则首尾呼应；在此框架下涵盖黄帝（太古）、秦始皇（中古）、汉初先帝（近古）与武帝（当朝）的多重古今之变。草此小书，以汉朝的立朝与立教为线索，贯通《史记》的叙事和司马迁的关切；重整这一笔法及其背后的心法，或为在世界历史的中国时刻思考立朝和立教的问题聊备一说亦未可知。
董成龙，法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纪之后的立国与立教。曾获北京大学研究生第十八届“学术十杰”，主编“世界史与古典传统”译丛，编译著作《大学与博雅教育》、《德性与权力》，代表作品:《立教时刻的史家笔法》、《躬稼与天下——〈论语〉稼圃问答发微》、《〈 史记·陈涉世家〉中的“首事”与“矫诈”》、《清民变局中的政治儒生与国运情怀》、《梁漱溟的“建国运动”》、《共和与君主》、《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与欧洲文明的战后重建》等论文，《排他性共和主义与非君主制共和国》等译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