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本书聚焦地缘政治、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三个关键因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
仲伟民、赵世瑜、陈锋、吴重庆、李里峰一致推荐。大学问出品。
【内容简介】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以上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本书是一部视野宏大、新见迭出的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全书主要围绕对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重新认识问题，以及中国近代史的历史书写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两方面展开研究。作者从全球史的视角，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个要素，全面论述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现代中国形成的独特路径。全书视野宽广，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图书亮点】
1.中国近现代史知名学者李怀印新著，“超级教授”黄宗智主编的“大学问•实践社会科学系列”005号图书；
2.仲伟民、赵世瑜、陈锋、吴重庆、李里峰一致推荐，《亚洲研究学刊》《二十世纪中国》重点评介；
3.新见迭出。本书对影响现代中国形成的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问题的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的反思，均有独到的见解；
4.研究方法新。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以综合的视角努力挣脱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之泥潭，将诸多微观研究升华为宏观考量，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
5.视野宏大。本书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将近世中国的国家转型置于世界近代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和照察，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
6.时间跨度长。对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做了全面论述，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藩篱，把延续数个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7.强烈的现实关怀。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求对今日中国历史认识最具挑战性的问题，思考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和转型等深层问题；
8.史料丰富。充分利用大量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书中论点皆有扎实的文献史料和数据图表作为支撑。
【名家推荐】
本书从全球史视野，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中国是唯一一个建立在昔日王朝（帝国）基础之上并且成功转型的现代国家，而其转型时间之长，过程之复杂艰巨，同样世所仅见。而理解此点，是理解当代中国之关键。本书对于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诸多问题之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之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之反思，皆新见迭出，为近年少见之佳作。
——仲伟民，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作者致力超越以往的革命和现代化主导叙事，去重新勾勒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次在于作者将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个要素形成分析架构，以此解释这个转型过程的发生。这三个要素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近年来多学科学者对包括边疆民族研究在内的区域及跨区域研究、明清财政史研究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研究取得长足推进，故而使诸多微观研究得以升华为本书这样的宏观考量。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探讨“现代中国的形成”，不只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也为一般读者所关注。李怀印教授的这部新著，不同于以往的所谓宏大历史叙事以及“碎片化”的细微考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这种全新的解析结构虽然遵循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但呈现四大特色：一是紧紧围绕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疆域（领土、边疆）、人口（族群）、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主权展开论述；二是重点选取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关键变项进行精细而恰当的探讨，并追究诸类项之间的关系和交互影响；三是打破社会形态界限，将近三百年的中国国家——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继承、变革、贯通的完整过程；四是将近世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置于世界全史的视域下加以认识和照察。作者所论，非同类著作所可比肩。
——陈锋，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李怀印教授深耕中国长时段的历史实际，将宏观历史视野与中观地缘政治、财政及政治认同机制分析完美结合，摒弃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可以既大且强又充满发展的韧性与惯性，为什么可以超越“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演进范式。本书充满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敏锐而果断地回应了挑激现代中国国家合法性的种种论述。
——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何以能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政党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在“宏大叙事”早已祛魅、史学研究日益“碎片化”之今日，李怀印教授大胆揭橥“宏观历史”（macrohistory）的大旗，着眼于地缘政治、财政军事和政治认同三大要素，对长达三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重新诠释，讲述了中国由族群国家而疆域国家而主权国家，并最终形成高度集权与统一的现代国家的故事，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上述极具挑战性的问题。本书视野宽广，内容闳富，体大思精，见解独到，对于试图理解现代中国之过去与未来的研究者和普通读者来说，都是一部不容错过的精彩著作。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
李怀印的新著全面阐述了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国家建造过程。作者充分利用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将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置于财政-军事视角和大历史的架构下，对制约国家形成过程的地缘格局、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因素条分缕析，指出清朝国家独具特色的形成路径对理解现代中国疆域和族群构成的连续性至关重要。全书引人入胜，不仅有力论证了地缘格局、财政构成和认同塑造在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中的关键作用，而且在研究路径上与“中国中心论”遥相呼应，立足中国自身的经验，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作者令人信服地论证，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必须摆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偏颇和臆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中国的独特路径。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研究学刊》)
在诸多历史学家中间，李怀印的近著代表了一种分析架构上的突破。作者在丰富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考察了国家如何动员财力支撑战争、巩固政权。通过中国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比较，此书彰显了民国早期自下而上的国家形成过程。作者对军阀时期国家分裂与统一的财政基础的颇具洞见的分析，则让人相信，有关国家建造的历史社会学理论确可应用于二十世纪的中国。而作者对南京政权和共产党革命的分析则揭示了国家走向统一和集中的不同路径。
——Twentieth 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
- 聚焦地缘、财政、认同三要素，解析现代中国形成路径
- 从全球史视野重审1600至1949年中国国家转型历程
- 探讨中国如何避免帝国崩溃，维持疆域完整与政治稳定
- 对中国近现代史、国家建构及地缘政治感兴趣的读者
- 希望从宏观视角理解当代中国历史根源的研究者
- 对财政军事构造与政治认同关系有探究需求的学者
- 本书理论框架宏大，逻辑严密，建议配合目录梳理脉络
- 部分观点存在争议，建议结合其他近代史著作对比阅读
- 书中涉及大量财政数据与地缘分析，需耐心细读以获深意
- 视野宏大且逻辑严密，为理解现代中国提供了新颖视角
- 财政与地缘分析精彩，但部分读者认为存在决定论倾向
- 学术价值高，但部分观点被指缺乏新意或过度简化历史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令人称奇的是，晚清中国不仅幸免于列强的征服，而且开始向主权国家全面转型，且一直将自己的边疆（包括蒙古、新疆和西藏等）大体保存完好。清朝在1911年的终结，并没有导致边疆脱离中国；相反，清帝在退位之际，将其版图完整地由新生的中华民国加以继承。因此这里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到底有何凭借，使其能够抵抗帝国主义的冲击，保持领土的大体完整？晚清中国当然算不上是非西方世界在卷人入世界国家体系之后最为成功的国家，尤其是跟邻近的日本相比的话。不过1949年之前和之后流行于中国的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只突出晚清以来的“百年屈辱”，远不足以全面概括中国在这一个世纪所经历的突破和坎坷。"
- "共产党革命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7-1935)从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清党开始，到共产党反“围剿”失利后从华南撤退为止。在此期间，共产党曾利用国民党专心对付地方军阀之机，在华南和华中建立并扩大其根据地，使其势力迅速壮大，但随后遭到国民党的反复“围剿”，在辗转至陕北途中，丧失了大部分兵力。 第二阶段(1937-1945)是八年全面抗战时期，共产党军队华北敌后根据地蓬勃发展。1935年11月中央红军抵达陕北时，只剩约1万人，而到抗战结束时，共产党正规部队已扩大到超过91 万人，拥有十九个根据地，总人口近1亿，构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最大挑战。 真正决定共产党命运的是其在内战时期(1946-1949)"
- "中共的最初突破是在1935年以前向乡村渗透，依赖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财政体制而存活下来。 此后至1943 年，中共进一步取得了认同构建的成功，建立了毛泽东领导下的高度组织团结，使分散在不同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得以统一协调。 最重要的突破发生在1945 年之后，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有利于共产党的根本改变。在控制了国共内战中最具战略意义且农业可抽取资源最为丰富、军火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之后，共产党势力的财政构造也从原先资源贫乏分散、主要依赖贫困偏远的农村地区的状态，转变为各种新旧资源的集中控制与乡村草根层面的分散动员合二为一的新模式。 总之，只有把1945年之前已经积蓄的实力("
- "中共发现自己往往在一些紧要关头受到苏联人的牵制，尤其当国共冲突危及国内的团结和稳定，进而威胁苏联的战略安全时。如何摆脱苏联的桎梏，成为一个真正自主的政治军事力量，最大程度地追求并实现自身利益，对中共在与国民党的竞争中取胜至关紧要。"
- "由于其支部地位和对共产国际一定程度的依赖，共产党早期领导层受莫斯科的影响很大。 1927年以后，中共高层领导如博古和王明等人，多在莫斯科受训过或为莫斯科所指派，以维护苏联利益为优先目标。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进攻张学良的军队，随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共产国际呼吁“保卫所有劳动人民的祖国——苏联”，中共高层随之通过决议，指出现在的任务是“武装保卫苏联”。这一说法令中国民众惊讶困惑……当时的中共个别领导人认为自己与莫斯科是一体的，忠诚于莫斯科是他们维持自己在党内地位的前提。 这些领导人对共产国际的忠诚，不仅导致他们优先考虑苏联的利益，也伤害了D本身。"
- "最终使得毛泽东与其前任领导人不同的是，后者总是将苏联的利益凌驾于中国利益之上，而毛泽东总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定是接受还是抵制莫斯科的意见：他的目标是努力捍卫党和国家的自身利益。"
- "为了使权力合法化并赋之以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MAO进一步创建了一套新的思想，后来被称为“毛泽东思想”。这正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不同的地方，也是他的高超之处。毛泽东将其政治思想变成中共意识形态的能力，加上他巩固组织的不懈努力，使党内形成了高度认同和团结，这对中共在随后几年打败国民党尤为关键。 为了建立自己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力，毛泽东在 1939 年底和1940 年初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他的著述有两个抨击目标。一个是王明。王明认为，中国革命由三个阶段组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正在进行的第一阶段的唯一任务，应当区别于未来第二、第三阶段的任务，即分别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斗争，并因此强调统一战线以及"
-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定义明确且结构连贯，与三民主义截然不同。 三民主义无所不包，且易受到高度主观和随意的解读，以服务于不同目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后者呼吁通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直接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作为其追求中共思想自主性的关键一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共存在的合法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