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快乐·更大的善好

[英]凯西·吉尔

出版时间

2026-07-31

ISBN

9787552050110

评分

★★★★★
书籍介绍
-编辑推荐- 一部通俗易懂、文笔融贯的公共科学史典范 揭示功利主义与医学伦理的复杂交织 🏆 Choice杂志杰出学术著作奖 2020年美国科学史学会沃森、海伦、米尔斯和奥黛丽·戴维斯奖 🤔人是医学研究的目的还是手段?我们应该如何权衡对人类进行科学研究的成本和效益?可以为了推动医学进步,让更多人过上更健康的生活,而牺牲一小部分公民的权利吗?还是说,个体拥有对其自身真正的主权,无法被谋划为这种利益计算的一部分?谁又能够裁定人类社会中的利益计算? 吉尔从一桩爆炸性的丑闻——塔斯基吉对黑人男性不予治疗梅毒的研究——讲起,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揭示了现代医学伦理标准变换背后的哲学博弈。 ⚠️吉尔兼顾历史性与现实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描述了功利主义思想如何在过去两百年中主导了医学实践,又如何被以个人权利为首的知情同意原则所取代。她进一步指出,功利主义伦理学仍以“遍体鳞伤却不屈不挠”的姿态,深植于医疗政策体系之中,且以另一种面目活跃于行为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而我们应时刻警惕它的复兴。 📢本书将成为大众理解当代医学实验与福利政策核心议题的必要指南。 ——西蒙·J.谢弗,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教授 这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历史著作,它带我们追溯过往,重新审视当下。 ——洛林·达斯顿,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荣誉主任 以生动有力的笔触,对医学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而富有说服力的批判……医学伦理、生命伦理研究者和医学实践者必读佳作。 ——大卫·皮斯,《医学史》 -内容简介- 1932—1972年,美国医学研究人员为观察梅毒在人体内的自然发展过程,招募贫苦黑人男性作为实验对象,实验期间不仅阻碍他们获取治疗,还对其施加身体伤害,整个实验过程也从未透露研究的真实目的。 这种未取得本人知情同意就对其进行医学实验的行为在今天看来无疑是不可接受的道德败坏之举,但在当时乃至过去更长一段时间里,主导着医学研究的一直是“更大的善好”观念——一种边沁式功利主义的观念:如果研究人员相信其工作会造福人类,那么对不知情或被俘的实验对象施加痛苦,甚至导致其死亡,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 本书追溯了这种功利主义思想在医学伦理中的发展进程,清晰地阐明了功利主义的计算模型最终如何催生出20世纪那些骇人听闻的医疗罪行——塔斯基吉梅毒研究、集中营里的纳粹医学实验,等等。吉尔告诫读者:今时今日,这种“更大的善好”思想又有所抬头,而我们不应忘记过往的历史教训。
作者简介
凯西·吉尔(Cathy Gere),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科技史和医学史助理教授,教授医学、生物、神经科学及医学伦理相关历史课程。吉尔1964年出生于英国,本科入学牛津大学,两年后辍学投身社会运动,随后辗转于伦敦、纽约和旧金山,以木工为生。后因受伤,无法继续从事体力劳动,重返校园,在剑桥大学取得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博士学位。著有《阿伽门农之墓》(The Tomb of Agamemmon)、《克诺索斯与现代主义的预言》(Knossos and the Prophets of Modernism)等。
精彩摘录
  • "对此,分析的关键很简单:阻止冷战时期人体实验的过程不是一场善与恶的战斗,而是两种善的概念之间的冲突。两者在哲学上都是站得住脚的。一方获胜,而被打败的一方,就被丢进了误解的垃圾箱。学者们纷纷争先冲向道德制高点,指责塔斯基吉研究人员是不可救药的种族主义者,却没用任何术语来解读他们的行为。正因如此,人们很难精确地分析出种族偏见问题之外的问题。因此,知情同意本应解决的核心问题正悄然稳步卷土重来。"
  • "对斯金纳来说,自由只是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名词,用来描述人们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时所经历的愉快的感觉。自由或自主权可能代表更珍贵或更深刻的东西的想法对他来说是荒谬的。“战俘反抗企图贬低或改变其观点的做法,这不表明战俘拥有自主权,”他嘲笑道,“只是证明了早期环境的影响——可能是他的宗教或道德教育,或军队中的抵抗训练。””斯金纳对整个自主权的概念不屑一顾,这显示了他对自由的、拥有主权的个体理念的蔑视,这一理念是知情同意运动的基础。心理自主权只是一种前科学的迷信。自由是一个伟大但空洞的词。对于伦理学来说,真正重要的是任何行为对快乐和痛苦之平衡产生的后果。 这种世界观对大天使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希斯和斯金纳是"
  • "上一章我们探讨了医学功利主义中最受边沁影响的一个方面:个人权利与更大公益之间的尖锐对立。当边沁赞颂医学的实用性时,他明确反对不可剥夺之权利的观念。他对这个概念的厌恶自少年时代便已萌生。作为一个智力早熟的保守党青年,他批评辉格党法律理论中有关“自然权利”的呼吁,认为它们“模糊得无可救药”。作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忠诚的君主主义者,他对那些在残酷杀戮中还宣扬“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权利”的殖民反叛者表示鄙视。法国大革命爆发几年后,他曾引人注目地谴责《人权宣言》为“荒诞不经之谈”。与权利的空洞修辞相反,对边沁而言,快乐与痛苦的平衡是可测量、可量化的——是真实的。 出于对原始感受的持续关注,边沁在政治与医学"
  • "在1690年,洛克发表了《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Human Understanding),在书中阐述了他的著名学说:人类的思想在出生时如同一张白纸,我们所有的知识和想法都是一生中通过感官经验获得的。然而,洛克认为在人的感官中存在一个先天的结构,它是所有道德和政治观念的源泉: 我承认,大自然赋予了人类对幸福的渴望和对痛苦的厌恶——这些确实是与生俱来的实践原则,它们持续不断地运作并影响我们的所有行为,从未停止——在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时代中,这些原则都是稳固而普遍存在的。 对洛克而言,痛苦和快乐——或者他更愿意称之为“欢愉”和“不安”——是上帝为了保护人体免受伤害而放置在"
  •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在“光荣革命”和“法国革命”之间的一个世纪里,英国哲学家开始倡导这样一种道德核算的形式:在决定采取某一行动之前,应该尝试预测该行为的后果,计算其所带来的“快乐”与“痛苦”,并据此评估其可行性。在1720年代,格拉斯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弗朗西斯·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提出,一项行为的善恶与其所产生的幸福或痛苦成正比:“最好的行为是为最多的人争取最大的幸福;同样地,最坏的行为则是造成最大的痛苦。””哈奇森甚至将这些功利主义的成本效益分析转化为实际的数学方程式,如“善良=仁慈×能力”等。他自己也承认,将数学计算应用于道德问题“起初可能看起来疯狂而荒谬”。但"
  • "零加零等于零 诺姆·乔姆斯基对斯金纳1971年的畅销书《超越自由与尊严》的评论,使他早期对《言语行为》的评论看起来仿佛是学术礼貌的典范。乔姆斯基自问这本书对心理学有何贡献,然后用三重否定回答了自己的问题:“零加零仍然等于零。”至于斯金纳的社会改革建议,他总结道:“一个管理良好的集中营,囚犯们互相监视,远处的煤气炉冒着烟。”他承认,“得出斯金纳主张集中营和极权统治的结论是不恰当的”,但这是因为“这一结论忽略了斯金纳科学的一个 基本特性,即其空洞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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