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揭露社会和政治力量对病症诊断的影响，真正看见每一个儿童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2018年度最佳书籍
⭐入围2019年马克·林顿历史奖决选名单
汉斯·阿斯伯格于1944年提出“自闭性精神病态”，形容儿童身上某些社交退缩的特征，成为首批引入“自闭症”作为独立诊断术语的内科医生之一。他因提倡为精神缺陷儿童提供个性化照护，认同他们的潜能和独特性，而被誉为“仁慈，富有同情心”。
不过，能得到精心照料的儿童必须对纳粹第三帝国声称的“民族共同体”有“价值”。被阿斯伯格和同事认定为“缺陷严重”“无可救药”的孩子，将被关进收容所严加看管，甚至被送往斯皮格朗地——帝国时期第二大儿童谋杀地，有789名儿童在此遇难。
本书引用最新披露的战时档案，配合冷静却扣人心弦的叙事语言，逐渐揭开纳粹的“诊断式统治”是如何塑造阿斯伯格对自闭性精神病态的定义。这段历史将动摇我们对自闭症的固化想象，这个诊断并非一经提出就完全成形，而是在国家、社会、医学的价值判断中，一步步演化而成，了解这一点将帮助我们反思自闭症在21世纪的衍生文化现象。
伊迪丝·谢费尔（Edith Sheffer）
历史学家，研究德国和中欧历史。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欧洲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凭著作《焚桥：东西德如何筑起铁幕》获2014年美国历史学会保罗·伯德索奖（Paul Birdsall Prize）。
高奕欢
厦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硕士，现从事图书出版工作。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彻底颠覆了汉斯·阿斯伯格作为‘自闭症儿童守护者’的传统形象，基于解密档案揭露其如何在纳粹统治下，通过配合‘诊断式统治’协助筛选并遗弃‘无价值’儿童，揭示医学诊断如何被政治权力异化为屠杀工具。
- 深入剖析‘自闭症’概念在纳粹优生学背景下的扭曲演变，展示阿斯伯格如何利用‘情感力缺失’等伪科学标准，将不符合纳粹‘民族共同体’规范的儿童标记为缺陷者，进而将其送入斯皮格朗地等儿童谋杀中心，暴露学术共谋的残酷真相。
- 警示当代社会对精神障碍标签的盲目信任，指出任何看似中立的医学分类都可能隐含暴力与排斥。本书并非单纯的历史清算，而是呼吁读者反思标签背后的权力结构，拒绝将复杂的人性简化为可被规训或清除的‘异常’数据。
适合谁读
- 对心理学史、精神病学伦理及纳粹时期社会控制机制感兴趣的研究者与读者，特别是希望了解医学知识如何被政治意识形态裹挟、进而参与系统性暴行的历史学者，本书提供了极具冲击力的反面案例与深度剖析。
- 关注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及其社会建构过程的家长、教育工作者及倡导者。本书有助于打破对‘阿斯伯格’一词的浪漫化想象，理解该诊断背后的血腥起源，从而以更批判、更人性化的视角看待神经多样性群体，避免标签化伤害。
- 对福柯式权力分析、优生学历史及反乌托邦社会机制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书中关于‘平庸之恶’、体制性冷漠及个体在极权下如何无意识成为帮凶的描写，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适合希望提升批判性思维与社会洞察力的读者。
读前提醒
- 阅读前需做好心理准备，书中包含大量关于儿童虐待、谋杀及纳粹优生学暴行的残酷细节，叙事冷静但内容极具冲击力。请勿将其视为普通的科普读物，而应作为一部严肃的历史罪证档案与人性反思录来对待，避免产生生理或心理不适。
- 切勿将本书简单理解为对汉斯·阿斯伯格个人的道德审判，作者旨在揭示结构性暴力与学术共谋的复杂网络。读者应关注书中关于‘诊断’、‘分类’、‘正常/异常’界定如何被权力操纵的过程，而非纠结于个人善恶的二元对立，以免偏离核心议题。
- 建议结合福柯的《疯癫与文明》或相关纳粹历史资料同步阅读，以理解‘诊断式统治’的理论背景。书中涉及大量德语区精神病学史专有名词及历史背景，需保持耐心，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政治隐喻与社会危害，切勿因叙事沉重而中途放弃。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感到震惊与痛苦，认为本书彻底粉碎了‘阿斯伯格是自闭症英雄’的虚假神话。大家一致认为，揭露这段被掩盖的历史至关重要，它证明了所谓的‘医学进步’若缺乏伦理约束，极易沦为种族清洗的帮凶，对现有自闭症污名化现象具有强烈的批判价值。
- 多数读者赞赏作者严谨的史料挖掘与冷静克制的叙事风格，认为其成功展示了‘平庸之恶’的运作机制。尽管部分读者对书中对阿斯伯格个人的严厉批判存在争议，但普遍认同其核心观点：任何标签都不是天然中立的，必须警惕知识权力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与伤害。
- 读者强烈共鸣于书中关于‘标签化’危害的警示，认为在当下MBTI等流行测试泛滥、精神障碍诊断泛化的语境中，本书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大家呼吁在追求‘正常’与‘效率’的社会中，应尊重个体差异，拒绝将人工具化或视为需要被修正的‘错误’。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汉布格尔拥护纳粹优生学的两面，他提倡帮助那些可以恢复为民族共同体一分子的儿童，灭杀那些无法成为民族共同体一分子的儿童。他发表了多篇文章，详细说明对母乳哺育和儿童抚养的建议，主张要让儿童接触新鲜空气、阳光和做运动。同时，汉布格尔还写说要让「体质差」的儿童死亡。他认为「过多地照顾劣等者会使劣等基因材料」在民族中「传播」，还会导致医生 在儿童疾病上花费过多时间。「30%—40%的出生率，10%甚至15%的死亡率，」他宣称，「要比18%—20%的出生率和仅有3%的死亡率来得好。」汉布格尔甚至认为不要给早产儿提供营养。"
- "从根本上说，阿斯伯格是在将自闭性和纳粹主义定义成对立的存在状态。法西斯主义的词根是fascio，是如束棒一样地捆成一束，也就是群体，而自闭性的词根就是autos，是自我的状态。阿斯伯格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当他在第三帝国统治期间对自闭性精神病态做出明确的定义时，很可能将这一对比存于心中。"
- "在他1975年的文章《将死的孩子》（“The Dying Child”）中，阿斯伯格借用经典来总结自己的观点，引用《所罗门智训》：早夭的孩子「在短期内成为完人，与满享高寿无异」。"
- "对专注犯罪学的精神病学家而言，情感力也是其领域的中心概念。阿斯伯格在1944年论文中突出强调了德国精神病学家库尔特·施奈德。施奈德提醒说，「情感力缺失精神病患」表现出在「利他性、社会性、道德性方面的情感缺陷」，不具备「同情心、羞耻心、荣誉感」。"
- "有些儿童变得对暴力习以为常。卡尔·乌厄觉得比起服从斯皮朗格地的手段他甚至更乐意挨打：「我知道我不服从还调皮，我承认……他们设置的规矩不是规矩，至少对我不是。不要问我为什么。我更乐意挨打或待在惩罚组里。」阿洛伊斯·考夫曼列出了适应的各阶段：「最开始，当我们被扇巴掌或挨打时会哭。但很快，我们不再哭了。这类表现很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笑的阶段。后来，我们只是大笑。我们真的在嘲笑我们的管理员。这反过来……但是我们很享受这样。他们越（生气），我们就越是咧着嘴笑，尽管打得真的很疼。」"
- "与此同时，来自斯皮格朗地的被告们的解释冷漠无情。他们辩称这些谋杀是出于慈悲。例如，安娜·卡辰卡称，耶克尔柳斯和她说「向那些完全无法救助的孩子提供助眠，这样他们可以无痛地『入睡』」。她坚称，谋杀是出于「纯粹的人道立场」，当情况「没有改善的希望」时，「应该缩短孩子们不必要的苦难」。玛丽安娜·蒂尔克坚持认为那些孩子并没有「挣扎痛苦地死去」，只是缓缓地「陷入沉睡」，如同谋杀是一桩「仁慈之举」。"
- "当弗里德里希·察夫雷尔再次遭遇——字面意义上的面对面——他在斯皮格朗地的痛苦经历时，他感到更为强烈的震惊。察夫雷尔在1975年因偷窃罪被捕，他被送到一名由法院指定的心理医生那去接受检查。他发现在他面前的正是斯皮格朗地的医生海因里希·格罗斯。这个对数百名儿童遇害负有责任的男人已成为一位享有名望的医生，为奥地利政府提供数千条专业意见。 察夫雷尔坦言：“我第一个念头是：海因里希，你变肥了。”然后他说他出声谴责了格罗斯：“但你能够睡得踏实安心吗，你难道听不到年幼的孩子在阳台外哭泣的声音，你从来没听到过吗？！那些被谋杀了的……”察夫雷尔叙述道：“他猛地畏缩了一下，脸变得像天花板那样苍白。然后他把身体前倾"
- "他的女儿说，阿斯伯格常常自比林克乌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创作的《浮士德》中的守塔人。守塔人林克乌斯俯瞰着眼前的一切，在深夜独自歌唱： 为观照而产生， 为观照而受命， 我向塔楼委身， 世界使我欣幸。 ——（德）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深夜，郭沫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作者简介
伊迪丝·谢费尔（Edith Sheffer）
历史学家，研究德国和中欧历史。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欧洲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凭著作《焚桥：东西德如何筑起铁幕》获2014年美国历史学会保罗·伯德索奖（Paul Birdsall Prize）。
高奕欢
厦门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硕士，现从事图书出版工作。
目录
用户评论
看似没有感情、保持克制与专业的整理语述，却在不停地追问和叩响医学史上暗黑一篇的骇人真相与让人战栗的思索；如今它已经被作为一个广泛使用的形容词，一个在流行文化中对性格描述的常用语，但真的只是这样吗？整本书的推进将这个问题引领至更为不安的境地，也从中抵达更不为人知的事实。联想到不久前完成的《苏菲的选择》，虚实交替之间，也对这场灾难与统治完成了更多了解。【2023 #23】【雅众·社科 #1】
作者想表达的核心观点挺有趣的，很具有反思性。对于史料的搜集和选取应该也是下了功夫的。就是感觉心理学知识是恐怕是自学的，到了相关部分就弱下来了。
若要以简单粗暴的方式概括阿斯伯格在纳粹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那就是他自以为自己是精神病学领域、自闭症孩子们的“辛德勒”，但事实上他只是众多“平庸之恶”的一员。而正如作者在书中说，本书写作并非为控诉某个特定的人，也并非为贬低阿斯伯格研究的正向影响，而是提醒人们面对标签、定义、概念时保持批判和质疑，了解该标签并非天然形成，背后有其历史发展。盲目标签在一个畸形罪恶的社会会造成致命的恶果，但在一个看似和平稳定的社会中，它同样也会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后果。
“在一个罪恶的国度中，普通人与同谋共犯……何处划出分界线？”——我来问一个问题，：「全篇都是‘纳粹’。‘纳粹’与‘非-纳粹’在何处划出分界线！？」
（以阿斯伯格的类型学确诊的身份，问这个“神义论”与“精神/自然科学”之间的问题。）
“纳粹主义关注人的思想和感受，强制性地将精神和情感规范化……”的意思是：允许隐秘的对所有人的规范化、且并平均化（非个性化）的纳入“孤独症/自闭症/阿斯伯格综合征” 这就是“一个可行的治疗法案”？
这也是我对《卫报》令人作呕的评论“令人不安的书，很难相信谁还会认同‘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回应。
英文副标题是「自闭症起源于纳粹维也纳」，在2018年出版时引起了广泛争议，尤其是颠覆了阿斯伯格症的发现人汉斯·阿斯伯格「庇护儿童免于纳粹残害」形象。按本书披露，阿症的社会印象最初不是古怪的天才，患儿融入社会的过程也绝不含情脉脉。汉斯·阿斯伯格出身于笃信的奥地利天主教家庭，在1930年代末开始，他熟练地运用纳粹精神病学与他专业的儿童医学，参加到了对那些被认为有「精神缺陷」而与社会格格不入儿童的迫害性「治疗」以至于计划死亡之中，发现阿症则只是这个过程中的副产品或者工具行为。自战后直至他去世的35年，阿斯伯格几乎未再谈起阿斯伯格症。若此书为信，适可以作为「现代性与大屠杀」的佐证。无论是「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永远中立于政治纷争」外衣下的麻木与丑陋，还是「科学家人性光芒」掩盖的那些故事，都值得深深一叹。
“诊断式统治”
当医学，尤其是儿童医学，服务于纳粹统治是非常可怖的。一方面在科学研究上开疆扩土，另一方面按照优生学为强制绝育、安乐死出具判决书。如今阿斯伯格作为泛自闭症比作为人名更广为人所知，依旧在儿童医学上占据重要位置，但阿斯伯格本人却在纳粹占领奥地利时期参与（至少配合）儿童安乐死计划。在整个时代是糟糕的这一前提下，后人无法对时代下的“同流者”追责，时代的同谋多不胜数。本书应该也不是想重审阿斯伯格一人，而是从此处撕开，让我们多一个凝视和反思的视角。
本书以详实的史料指出维也纳纳粹政权的“统治性诊断”，即一种使用包含利他性、社会性、道德性的“情感力”衡量儿童的表现，并将情感力薄弱的儿童送往斯皮朗格地接受医生的审判。其中，那些经治疗与评估能承担社会工作的儿童得以释放，被认定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而更多“劣等”的儿童，则被护士安乐死。
人们对那段逝去的残酷从未停止反思，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显然适用于提出者阿斯伯格医生。他虽未加入政党，表面疏远政治，却在社会与他者的作用下慢慢变得激进。这也更接近时代背景下普通人的心路历程。但诊断性统治的性质更引人深思，不禁令人想起福柯有关孱弱理性为自证清白而以疯癫冠名感性的论断。当使用形而上【道德】或基础性【生理】原则将偏见裁决包装成客观甚至有益的诊断标准时，无论是否出于排除异己的目的，已然站在高处，扮演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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