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屋 - [英]丹尼尔·比尔](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541153624.jpg)
书籍介绍
翻开《死屋》，你会发现它并不打算写一部冷冰冰的流放制度史。作者丹尼尔·比尔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被镣铐拖向西伯利亚的普通人：为逃避苦役不惜将马毛插入伤口模拟梅毒的囚犯，把流放当作清除老弱病残、净化村庄负担的农民社区，以及追随丈夫父亲远行的妻子与孩子。制度是骨架，人性才是血肉——正是这些在“没有屋顶的大监狱”里被扭曲又被重新塑造的命运，悄然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心灵与历史的走向。它适合所有对“人如何在极端处境中自处”这一命题感兴趣、而非满足于宏大叙事与标签化结论的读者。
作者简介
丹尼尔·比尔（Daniel Beer），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高级讲师。他是《变革中的俄国：人文科学和自由主义现代性的命运，1880—1930年》（Renovating Russia: The Human Sciences and the Fate of Liberal Modernity, 1880–1930）一书的作者。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坎迪尔历史奖获奖作，溯源俄国流放制度。
- 揭示西伯利亚作为“无顶监狱”的残酷真相。
- 探讨流放如何重塑俄国民族心灵与历史命运。
读者共识
- 文笔精湛，客观冷静中蕴含巨大情感张力。
- 被视为《古拉格群岛》的前传，极具震撼力。
- 深刻剖析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及政治化过程。
精彩摘录
- "达布罗夫斯基还向帝国的广大群众发出了一个信息。波兰起义在俄国社会中释放了一种恐惧情绪，而这个社会现在无法容忍任何对俄国在波兰的行动的批评。1863年4月，当局关闭了由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主编的《时代》杂志。起因是该杂志发表了一篇被认为过于同情波兰起义者的文章，作者是斯拉夫派人士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这样的气氛之下，自由主义观点在“波兰问题”上几乎完全噤声，只敢就反暴动提出最拐弯抹角的批评。总体来说，保守派新闻机构的评论更滔滔不绝。极其保守的米哈伊尔·卡特科夫在保守主义日报《莫斯科新闻》上不断发表反波兰的文章，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许多观察者认为，卡特科夫正在刺激俄国政府更加严"
- "自我伤害是一种躲避辛苦劳动的常用手段。……还有一种策略是通过将切碎的马毛插入阴茎上的微小切口来模拟梅毒的症状。脓液足以说服所有人这个罪犯不再适于工作，除了经验最丰富的营地医生。"
- "帝国的犹太人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多次遭遇大屠杀，现在他们在居住权利、教育和职业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他们中的许多人认定，他们的未来在于革命，而不在于与沙皇俄国的迁就通融。亲纳粹运动开始于1897年，它将社会主义与犹太文化自治的要求相结合，吸引了成千上万名新成员。"
- "西伯利亚就像一个“战场”。国家在西伯利亚的刑罚政策和殖民政策在在着破坏性的矛盾，这些牙盾在农民与流浪者之间越来越暴虐无情的斗争中显露了出来：“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不同的人物，他们各自都带有一种历史意义 一个是刑罚殖民制度的代表，他从自己的流放地逃了出来 一个是农息他是公民秩序的代表，举着步枪站在自已的农庄前，捍卫自己的家园、财产、家人和安定生活。”几乎所有的观察者，包括国家官员和记者等类似的人物，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流放者在西伯利亚的存在是对这片大陆上的自由百姓的沉重负担，也阻碍了这片大陆的经济发展。"
- "参政院广场起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但十二月党人运动十年前就在帝国陆军中开始形成。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在1812年与拿破仑和入侵的法国人作战时认识到了俄国人民。这场战争锻造出了新的兄弟情谊以及军官和他们的部下之间的忠诚。俄国农民（其中很多人是农奴）在战争中表现出，他们能够对祖国忠诚可靠、无私奉献。年轻的贵族曾在战争中和作为他们的合法财产的农奴并肩作战，战后刚返回俄国。 这些贵族就开始努力让自己适应那段振奋人心的战斗经历。对他们来说，农奴制是一个可耻的提醒物，提醒着他们俄国的落后以及受过教育的富裕精英阶层和穷困潦倒的农民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经过1812年的严峻考验的历练"
- "随着国家在18世纪加强中央集权，它不断增加对社会的控制。很多此前无罪的活动（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变成罪行，并可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 随着农奴制加紧对俄国农民的控制，国家和不愿放弃自由的百姓之间的暴力冲突也出现了。兵败的起义者如果躲过了大屠杀和绞刑架，就会戴着镣铐被送往西伯利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造反，而只是想要逃离农奴制和长达25年的兵役，于是他们躲进俄国的乡村。一旦被查出无法出具证件便会被当做农奴和逃兵，从而遭受鞭打和流放。 18世纪后期，俄国第一次出现了思想领域的反对力量。历任沙皇都把宗教当作政治合法性的思想壁垒。叶卡捷琳娜大帝流放了成千上万名旧礼仪派成员和乌托邦"
- "这口铜钟的厄运是在1591年春被决定的，当时伊凡雷帝9岁的儿子兼指定继承人德米特里皇子在乌格利奇被割喉。德米特里的母亲及她的家族认为，德米特里皇子是被皇位的有力争夺者沙皇摄政鲍里斯・戈都诺夫下令谋杀的。因此，他们敲响了乌格利奇的铜钟，召集当地百姓起义。乌格利奇人组成了一支起义队伍，他们横冲直撞，杀死了有嫌疑的凶犯和一名来自莫斯科的官员。这场骚乱引起了克里姆林官的愤怒。戈都诺夫令军队进发乌格利奇，以镇压暴动，并在第二年春天实行了审判。戈都诺夫判处大约200名市民死刑，其他人监禁；被监禁者之中，约100人遭鞭笞，他们的鼻孔被撕破，口才不错的人被拔掉了舌头。起义者遭受折磨和残害后，被放逐到西伯利亚。"
- "将罪犯驱逐出俄国社会的惩罚是在一种残酷的仪式中公开施行的，这样做既强调了罪行的严重性，也维护了统治者的权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会在公共场所遭受鞭打；男性重罪犯的面部还会被打上烙印，鼻孔被撕破。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在18世纪70年代穿过俄罗斯帝国时，在圣彼得堡的中心市场看到一个杀人犯正在遭受这样的鞭打。考克斯挤过人群，爬到广场边缘的一座小屋的屋顶，从这个有利位置目睹了行刑过程。行刑者挥舞着最可怕的肉刑刑具一皮鞭（ knout）。这种皮鞭由结实的生牛皮构成，直径约4厘米，被一个铜环固定在根长约一米的编结而成的皮质鞭子上，皮质鞭子又连到让行刑者手持的长木柄上： 行刑者每次抽打前都会先后退几步，同时向"
目录
用户评论
沙皇俄国缓慢臃肿的政治体制给了流放者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尚有尊严和思想的机会，而继承了制度惯性和强化了国家机器与思想控制的后来者则将这种自由在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消灭的干干净净。
有很多很好看的材料，比如十二月党人流放时受到的优待，人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逃避刑罚，以及当局对此滞后但总会到来的应对，夹杂着对文学的引用。但最触目的大概还是女性在其中的位置，既有母性崇高的十二月党人妻子，也有在流放路上被视作财产等待被占有的无尊严，还有在萨哈林岛上被任意的交易。就好像在任何命运严酷的地方，女性和孩子的命运一定会更严酷一些。
西伯利亚东扩进程中因皮毛贸易从欧洲边缘的此等王国跻身大陆帝国，被寄望于建立自给自足的商业殖民地，然而流放制度的混乱阻挠了国家现代化的推进。对腐败无能的官僚机构着墨甚多，帝制政权的盲目与无控加重灾难，而引发流放地充斥罪恶、背叛、欺骗、堕落的深层原因，一则因俄罗斯处于从蒙昧状态至自由思想萌发的转变期，二因人性深处浓黑滞重的贪与恶作祟——并不讳言对于12月党人的浪漫化；亦承认知识分子在农民身上寄予过高期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象，按自己的想法重塑农民（唯有陀氏看清真相）。波兰起义者是俄专制政权的镜子，其参与流放进一步加剧混乱。西伯利亚是俄国的黑暗之心，种种泯灭人性尊严的酷刑激起西方社会的声讨，成为帝国政治史的中心舞台。篇末尾声篇幅虽短，尤令人胆寒，大清洗写下去才是更恐怖的开始。
极为精彩的史书，没想到黑暗的沙皇专制历史中也有如此令人惊异之处。人们对基本人权的捍卫与制度的反思，十二党人持续的理想追求，最后竟能扭转权力意志的作用，加速了流放制度的瓦解和沙皇统治的终结，这样的故事已在我们的大陆不再耳闻。我们同样没有的是给历史画像的作品，可怖的制度之下，仍有这些文豪如契诃夫、陀思妥耶夫、赫尔岑、托尔斯泰提笔书写，叹服这个民族的灵魂太高贵伟大。书中涉及的制度起源、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矛盾叠生而继续顺从官僚习惯苟延残喘的探讨，也引人入胜，可以为鉴。
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和使十月革命获得认可的文化运动的一部分，在20世纪20和30年代，国家级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纪念革命前的美化政治犯和牺牲精神的书籍。回忆录、历史研究和档案文件建立了一套沙皇压迫和革命英雄主义的振奋家谱，这套家谱将苏维埃势力的胜利表现为与暴政进行斗争的高潮。西伯利亚流放的历史成为一个联系俄国的新统治者与19世纪60年代众多的杰出激进分子（如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19世纪20年代的十二月党人的重要纽带。前政治苦役犯协会在1921年成立，并开始出版《苦役与流放》杂志，该杂志致力于记录政治流放者和苦役犯的经历。然而，就在布尔什维克党人强调西伯利亚流放者的牺牲和沙皇俄国的暴政时，他们将自己的对手、持异见者和旧制度的残余势力投入了劳改营，其规模可能会超出沙皇刑罚管理人员的想象。
西伯利亚就在中国正北方，可2000年来中华政权的势力却几乎未能深入这片地区，到后来俄罗斯染指，成了的远东“死屋”
这本书太写实了，以至于就像自己用双脚跨过了乌拉尔山，穿过了西伯利亚的严寒，走进了一个黑暗世界一般。被剥夺自由的流放者抵御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使这片看似无声的寂静之地充斥着胜有声的灵魂呐喊，一个连灵魂都无法逃脱的无顶无界的牢笼。最感动的地方是作者在绝望中的现实里用文字描述的温暖时刻：秋天里田野里朴素的收获，十二月党人带来的知识普及，还有大文豪笔耕不辍的每个夜晚，在这悲伤四处追逐的严酷之地，像微弱的火光点亮了一丝希望。
看最后，屠龙的终将变成恶龙
把死屋当成传记的对象来写还是挺有意思的，在笔下把制度当成冷眼旁观的第三人，见证了沙俄这个帝国的崛起壮大和衰落，也见证了各类人群的生生死死，帝国统治者为了消灭反对的声音制造了死屋，随着时间的发展，自身也被死屋牵制和消耗，就像作者表达的，死屋不仅是罪恶的天堂，也是思想的天堂，最后的崩塌，是再也不堪忍受的思想者们的反击。
西伯利亚是一座巨大的监狱，罪犯待在哪个牢房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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