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并非一本面向大众的日本观指南，而是一场以中日关系为切口的思想史思辨。孙歌的独到处，在于拒绝将'日本'固化为铁板一块的敌意符号，也拒绝'政府/人民'的简单切割——她追问的是：当'友好'沦为客套，理解的鸿沟究竟横亘在何处？全书以鲁迅、竹内好、斯皮瓦克等人为线索，反复叩问一个核心命题：真正的主体性，恰恰在'弥散'与'无力'之处生成，而非在自认坚定的立场里。读者若期待清晰的结论或立场宣示，或许会失望；但若愿意跟随她'把经验事件化'，便能体会到那种拒绝被既定学术框架收编的思辨张力。适合愿意在思想的'黑洞'中重新审视自我与他者关系的人。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中日关系中的意识形态遮蔽与对话困境
- 以竹内好等为例，探讨东亚思想的主体弥散性
- 批判虚假的国际主义，反思文化帝国主义陷阱
读者共识
- 拒绝僵化学术框架，以直接经验引发读者共鸣
- 文字细腻深刻，但部分论述被认为过于冗长
- 虽深度不及《竹内好的悖论》，仍具独特价值
精彩摘录
- "但是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意象也不断得到强化，那就是把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分开来，中国人民要与日本人民友好，以防止历史上的惨剧再次重演。这样的意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现实有效性一直是值得怀疑的，彼此间缺少了解的“友好”，事实上仅仅变成了中国人的一句客套话而已；但是在传媒的报道中，这却是经常使用的一句套话。它遮蔽了中日之间缺少对话乃至对视的严峻现实，为那些令人尴尬的龃龉提供了一个并不可靠的退路。同时，这种“区分”提供了一个可以复制的思维方式，使得一个不变的“日本”永远存在，而试图改变它的日本人却被从中区分出来，并不能因此而使铁板一块的法西斯“日本”发生变化。中 中国的传媒，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乃至"
- "尽管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在国内逐渐拾头，但是就国内的情况而言，与中国直接接触的其实主要是日本进步的知识分子；换言之，没有机会直接赴日的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通过那些有良知的日本人建立对日感觉的。于是，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假如我们承认中日理解的浅表化和形骸化是一个真实状况，那么实际上要承担主要责任的不是日本的右翼，而恰恰是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的日本进步知识人。反过来说，中国的情况也并不轻松：大量的日本学研究者基本不触碰战争历史的敏感问题，基本不传达日本国内斗争以及进步人士创伤经验的重要信息，这些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了擅长简化事实和进行选择性报道的传媒。尽管“二战”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中国人对于日本的理解"
- "xv ...其实更可怕的是思想与道德感知力的风化。徒具形骸的“思想”不具有应对复杂现实的活力，而在知识界，特别是在面对历史和面对世界的时刻，我们无数次地目睹令人尴尬的空洞道德姿态。 xvii 我在这里使用的“弥散”概念，最初来自日语里“分节化”一次的启示。在翻译后结构主义有关主体性的理论时，日本人使用“分节化”一词表述西方理论所传达给他们的主体从内部分割、敲击从而发生断裂的状态...因为它直接敲击了我们把主体视为一个无可分割的实体性单位的习惯，打造了在流动状态下审视主体的真实存在方式的新的感觉... 虽然弥散这个词的缺陷在于它暗示了某种均质性，但是它有一个“分节化”所不具备的优点，就是它传达了"
- "p144 （泰戈尔）在我们的思想不自由的时候，政治自由并不能给我们自由。已经得到政治自由的人们，不一定就是自由的，他们只是有权威的。泰戈尔以他“内在的视觉”看到，思想的自由没有地域边界，欧洲也存在着抵制欧洲民族主义的真正的盟友。 p147 在女性不能接受完整教育、没有自己写作空间的时代，伍尔夫对于“最卑鄙的自欺”的警觉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女性对于以学术和理论面目出现的男性话语霸权的彻底的批判精神，它宣布，霸权不一定都是刀剑相伴，它有时不过表现为“赞美和非难”。"
- "p.212 与主流和非主流的对抗关系充斥着陷阱一样，“漂流”也充满了陷阱，从一开始，它就不得不面对虚假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态度，如何把自己与这另一种类型的“文化帝国主义”相区别？ 斯皮瓦克正是由于此种困境而不得不在她的翻译论中两面出击。她对于妇女的共同一致性和人文主义的普遍性所表示的怀疑，从一开始就拒绝了那种无根而快意的漂流所可能导致的混乱。斯皮瓦克的“漂流”是有根的，她了解语言在国际上的地位从来就不是平等的；她了解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在开始漂流之际，是如何容易以反对种族中心论和文化本质主义的名义坠入强势话语帮凶的陷阱。 p.218 在“五四”运动同年的8月里，鲁迅动手翻译日本白桦派人道主义知识分"
- "p.234 ...如果脱离了昭和日本特有的危机意识，那么竹内好文学家立场的意义不会被揭示出来，他与支那学家们那类学者的冲突以及其后与丸山真男这一类学者的合作也是难以得到理解的。当鹤见俊辅等阵容庞大的知识群体在50年代开始研究“转向”问题并试图以此造就一代新人时，他们与作为文学家的竹内好合流了。再次，追究“转向”一次的发明权没有意义，因为昭和知识分子共有着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随时事而应变与坚持基本原理（日语称之为“状况主义和原理主义”...）这两种思维方式，对于近代以来的日本究竟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的上下文中，文学家与学者的区别问题被提了出来。竹内好在40年代初期他和吉川幸次郎"
- "比如两国中国学家的交流或者日本学家的交流是最典型的例子：这种交流只以话题所依赖的某一方文化为基础，而相互之间的文化差异则仅仅视为背暴从而虚化或搁置，只有当讨论无法顺利进展的时候，文化差异才作为 “退路”提出来。它的作用又往往在于以文化特殊论堵住另一方发言者的嘴：关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我们才了解；局外人没有权利随便发言。通常，面对外国的同行，很少有人敢于与对方平起平坐地讨论对方文化内部的问题，哪怕自己同样是这方面的专家，似乎国籍已经天然地保障了发言者阐释本国问题的特权。"
- "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基本状况，即当革命与战争的话题一旦深入，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认同于自己的国族立场。于是，在这个讨论中的另一个话题便受到了质疑：当有的学者试图把战争与革命放在东亚历史的脉络里来加以阐释，从而把近代以前的朝贡体系与现代史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视角伤害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感情。事实上，在东亚学者之间论述东亚与西方冲击的抗衡关系是相对容易的，它并不伤害到论述者之间的感情关系；而论述东亚各国历史关系中矛盾冲突的时候，甚至当人们试图把这种矛盾冲突对象化从而在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层面上加以阐释的时候，遇到的阻力竟然首先来自人们的感情。“大中国”与“小日本”的意象如此强烈，使得把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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