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重新创造 - [荷] H· 弗洛里斯· 科恩 H. Floris Cohen](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535769732.jpg)
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它拒绝把'近代科学诞生于欧洲'当成一个理所当然的既定事实来歌颂，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悬而未决的危机来追问：为什么偏偏是欧洲挺了过来，而古希腊、中国、伊斯兰文明的自然认识却相继走向衰落甚至'辉煌的死胡同'？作者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科学革命并非某种天才的灵光一现，而是一场'死里逃生'：是'亚历加'式的数学化、'雅典加'式的机械因果观，以及'发现型实验'三种转变在欧洲恰好汇流，才让科学免于像其他文明那样在黄金时代后急剧衰亡。读者评价两极分化：有人盛赞它把牛顿、伽利略、开普勒还原为有源流的活人，也有人抱怨框架'无甚新意'、读得吃力。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科学家传奇'、想追问科学为何如此、又能否持续的人。
作者简介
H· 弗洛里斯· 科恩（H. Floris Cohen），1946年生，荷兰科学史家，曾任莱顿布尔哈夫博物馆馆长（1975～1982），特温特大学科学史教授（1982～2001），2007年起任乌德勒支大学比较科学史教授。其代表作有：《量化音乐：科学革命第一阶段的音乐科学》、《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世界的重新创造：近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近代科学如何产生：四种文明，一次17世纪的突破》等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打破传统科学革命叙事，独创性地将科学革命归结为六种革命性转变。作者通过比较古希腊、中国、伊斯兰文明及欧洲的自然认识方式，深入剖析为何近代科学最终诞生于欧洲而非其他文明，并关注科学在欧洲持续发展的深层原因，提供了极具原创性的解释框架。
- 书中严格区分了‘雅典’与‘亚历山大’两种自然认识模式。前者追求基于第一原则的整体性自然哲学解释，后者专注数学化的自然描述。作者论证了近代科学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通过‘文化移植’与‘竞争’，在文艺复兴欧洲对这两种传统进行改造、融合与超越的结果。
- 作者详细梳理了从开普勒、伽利略到牛顿的思想演变，揭示了数学自然认识如何与实在关联，以及实验方法如何从观察转向发现型实验。书中对科学史细节的考证严谨，展现了科学概念如何在不同文明间流动、变异并最终形成现代科学体系，澄清了许多关于科学起源的误解。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在科学史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认为其理论框架严密、逻辑清晰，对科学革命起源的解释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许多读者表示，阅读后对伽利略、牛顿等科学家的历史定位有了全新认识，不再将其视为孤立的天才，而是历史脉络中的产物。尽管存在争议，但其学术价值与思想深度得到广泛肯定。
- 部分读者批评本书存在宏大叙事与类型化概括的倾向，认为其对‘雅典’与‘亚历山大’的严格二分过于简化，忽视了历史复杂性。有观点指出作者忽略了博物学传统，且对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缺乏实证支持。此外，部分读者认为书中对非西方文明的描述存在偏见，或未能充分尊重其他文明的价值。
- 尽管存在争议，但多数读者认为本书翻译精良，语言流畅，有助于普通读者理解复杂的科学史问题。读者建议将其作为科学史研究的入门进阶读物，而非唯一权威。对于希望了解科学革命真实历史面貌的读者，本书提供了重要的思考线索，但需结合其他史料与观点进行综合判断，避免陷入单一理论陷阱。
精彩摘录
- "列文虎克发现他的精液中充满了数以百万计的“微动物”，他当时抛下仍在呻吟的列文虎克夫人直接把精液从婚床拿到了显微镜之下。（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提到了这一重口味的细节；否则，他那些精通《圣经》的读者可能会疑心，他是通过亲手犯下俄南之罪而获得了这一研究对象。）"
- "因此，每一个雅典学派不仅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图景，而且还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这样去做了，在本书中，我们把这一概念称为自然哲学。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我们都会看到一些世界图景，但它们并不是这种特殊意义上的自然哲学，而是更为松散的思想构造。这里的“世界图景”总是表示一种对现象之间关联的总体想法，而“自然哲学”则用在一种更狭窄的意义上。于是，如果某种世界图景以那种特定的“雅典的”认识结构为标志，我们就只谈及自然哲学，即能够解释一切的、无可置疑的、关于整个世界的一套第一原则。 然而，这些第一原则是否具有无可置疑的确定性是成问题的。倘若第一原则的体系只有一个，我们尚且可以轻松地说，世界能够根据"
- "自然哲学家所关注的是：根据一劳永逸确定的、完全用语词表述的第一原则，导出定性的、非定量或几乎非定量的无所不包的解释。但在自然哲学家看来，自然哲学并不是全部。对自然本质的沉思永远与哲学的其他关键问题密切相关，比如城邦应当如何组织，如何过一种有美德的生活，如何进行逻辑争论，等等。"
- "因此，“雅典”与“亚历山大”有根本的不同，绝不只是表现在内容上面。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自然认识方式（modes of nature-knowledge）。这并不是一个常用的专业术语。我之所以会引入“自然认识方式”这个概念，是因为这里需要用一个适合的词来替代“科学”。为什么需要这样？今天的读者很难抵制住诱惑，要把本章及以下各章所讨论的自然认识与现代科学的那些典型的概念和做法联系起来。希腊人发明了原子，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这个术语，所以我们很容易忽视，除了这个词本身，古代原子论与现代原子论几乎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思维模式完全不同。此外，从现代眼光来看，我们在本章所考察的许多内容都有严重缺陷。把协和音程与产"
- "第一个问题很难给出确定回答。毕竟，我们发现，后来在其他文明中导致衰落的两个因素，即大规模的毁灭性入侵和宗教冲突在古希腊并没有发挥作用。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在拥有神圣经典的社会，自然研究有许多理由可以批判。在充斥着神灵的古代世界，虽然自然哲学有时会遭到嘲笑，但在基督教出现之前，人们几乎不会认为其中有什么亵渎的地方。至少“雅典的”自然哲学家不会因此而突然失去工作机会。除了自然知识，哲学家还能提供生活智慧并就政治问题给出建议，在这些方面受教育的需求是从来都有的。当时自然哲学的衰落可能更多是出于内容方面的原因。怀疑论学派使之到达了某种尽头。通过（怀疑论者所主张的）那个无可避免的结论，即应当悬搁一切判断"
- "在中国人看来，事物之间是互相联系的，而不是由因果引起的[…]字宙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有时这个组分占主导，有时那个组分占主导，各个部分都彼此服务[…]在这样一个系统中，因果性并不表现为一个事件链[…]显然，这样ー种因果观念主导了中国思想，在这种观念中，先后次序的观念隶属于互相依赖性的思想。"
- "17世纪初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弗朗西斯·培根曾用过一个美妙的比喻来表示自然认识的不同途径。他区分了三种方法，即蚂蚁、蜘蛛和蜜蜂的方法。我们不能像蚂蚁那样只是耐心地收集材料一这是经验主义的做法，它不能使我们走远：也不应像蜘蛛那样只顾自己吐丝织网 —这是理智主义的做法，也不会达到目标；而须像蜜蜂那样从花中吮吸花蜜，并且在蜂巢中加工成蜂蜜。单纯收集事实，或者仅有概念框架，都还不是真正的科学。只有使两者形成富有成效的相互关系，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 培根特别用蜘蛛的比喻来嘲讽了希腊的自然认识。他希望自己的同时代人不要竭力仿效希腊人，因为在用哲学的思想框架或数学构造着手解决之前，希腊人很少认为现象不"
- "异乡人的涌人以及对不同类型观念和传统的了解，使得旧有的思维方式和习惯更有可能得到更新。在历史上，这种交流是新思想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通过交流而实现创新绝不是自动进行的。大量事例表明，文明仅仅发生冲突，或者巨大的分歧使交流无果而终。但事实上，在前现代自然认识的历史中，通过文明交流而实现创新成为了常态。更确切地讲，当交流以某种形式进行时，就特别容易带来创新，我们在本书中称这种形式为“文化移植”（culturaltransplantation）。所谓“文化移植”，我指的是某种特定的事件， 它们促进了文化的革新甚至是转变：在一种文化中发展起来的一整套相互联系的看法、概念和做法被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中，事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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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将复杂的问题还原成关键的线索构建起来的漂亮的科学史理论。区分以雅典为中心的四种自然哲学和以亚历山大为中心的“抽象的-数学的”自然认识，认为在伽利略那里发生了亚历山大加的转变，“抽象的-数学的”自然认识第一次与实在密切关联了起来。然后笛卡尔果然是个难点，科恩将其归于雅典传统，认为在他那里古代原子论的物质微粒与运动机制联系起来产生了新的解释模式，雅典也变成了雅典加；最后是培根，是新教影响下的一个“发现的-实验的”取向。三者经过惠根斯和胡克的努力，在牛顿那里达到思辨、数学与实验的综合。真的很漂亮，就连那个老套的“西方以外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问题也在这个视角下有了新光彩，按照科恩的说法，亚历山大加可能出现在伊斯兰，但是雅典加和新教的“发现的-实验的”自然观却完全不会。
从中能发现建筑学是如何衰落的。。。稍稍罗嗦了些
蒙卜天兄相赠 近日始读 此书颇有启发 且翻译极佳 实为难得
写完还给了个总结，三种自然知识，六种革命性变革，清晰回答了现代科学是如何产生的，坐等商务新版。
如果能考虑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就更好了。
写有梳理的读后感放在书评区。简而言之，有趣简明的科学史，作者着重强调了欧洲近代科学的特异性——其他文明、阶段的科学发展都经历过黄金时期而后衰落，只有欧洲近代科学一直兴盛了下来。因为是面向大众，本书没有出现啥公式，理解仅是稍有难度，而且作者和译者还怕读者啃不下来，分别在结语与译后记处做了总结，可以说是非常友好了。
好书！加深了对西方科学和中国科学的认识，对自然认识形式更加清晰。作者的文字叙事让没有受过很高的教育的人来说也能深入的读下去。
对李约瑟问题的回应这一点上就值得
通俗易懂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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