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裂，自我复读，疑似文集修订，部分专有名词的译法都不太常见，许是台湾/香港译法（典型案例：Culture Industry，虽然有所解释，但是用法依然不合大陆主流） 一个优势是大部分概念都有足够的解释，对于基础薄弱者较为友好，虽然配合自我复读这一点来看重复内容未免太多，尤其注释，不同章节统一观点反复出现反复备注 另，许多观点太和稀泥，仅停留在既要又要的程度，未有真正达到不同观点的综合超越

没怎么看懂，后面翻的非常潦草，得过段时间再重新翻一遍

作者能够立足现实，积极思考。案例也比较新颖有趣。

选取部分典型新时代传播表象并进行解读，中规中矩，有梳理、总结之功。不错。

建议与作者翻译的《传播学：历史、理论与哲学》搭配食用！翻译完那本书之后，在这里头又介绍了一下弗鲁塞尔的话语和对话结构，还有《后浪》、江南布衣这样重大舆论进行分析批判。总的来说，挺不错的，只是，落脚点一直在提教育，以教育来提高数字化生存能力，总感觉是件细水长流的事，也许，还有别的办法。另外对编辑提出一点点批评，感觉还可以更认真一点，虽然不是完人，但细微错误还是得注意，毕竟读者是拿着放大镜看的。

随着互联网席卷我们的生活，我们对数字化生存有了越来越多的直接体验与领悟，它不仅与数字化产品、服务有关，也与虚拟化存在、符号化互动、跨时空与多道并行的交流等新的生存形态及体验有关。

通过阅读可以看出作者对当代传播的演变进行了深入剖析，强调数字化对社会、文化和个体的影响。通过对技术图像的研究，书中呈现了一个全面而清晰的传播图景，引导读者思考数字化时代中的生存策略。

本书以一种启发性的方式呼吁读者思考数字化时代的责任与挑战。作者并非仅仅陈述问题，更是提供了一系列深思熟虑的解决途径。这种积极的思考态度，使得《数字化生存：技术图像时代的传播图景》不仅仅是一本对数字时代现象的描述，更是一本为读者提供启示和引导的指南。

书中对数字化时代社会变革的讨论，不仅着眼于技术本身，还深入挖掘了其对社会结构和文化认同的深刻影响。本书拓宽了读者对数字化生存的理解，使其不仅仅是技术的运用，更是对社会关系和个体认同的重新审视。

这本书能够从媒介的转向、主体的责任、媒介的公共性与媒介教育等视角深入的探讨数字化时代，更具体而言是本书所言的技术图像时代的生存图景，具有启发与现实意义。

在当今社会大部分人并没有真正依附于媒介迭代升级后的媒介本质，人文与技术在不充分掌握的技术想象能力下失衡，值得警醒，人不应成为媒介的附庸。

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使人的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由此带来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书中立足于大众生活，对传播理论与媒介现象进行梳理、阐述与展望，内容丰富精彩。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媒介的使用者通过技术性媒介的赋权，能够广泛地参与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全景式的公共领域”。而从其所呈现的结果来看，在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舆论场域并没有出现如哈贝马斯所盼望的理性、...

基于区块链技术所建构的机器性信任从技术性乐观论的立场来看，确实能够推动人类传播的进一步发展，满足人们意义建构的需求，并再一次证明技术理性具有正确性。但是，从技术批判的立场，确认过度依赖技术的危险性...

后人类时代，人机关系表现为共生性的共进化。自然人与数字化存在共存于世界图景之中，人机对立的二元论立场明显无法阐释玉指导现存的人机关系。因为自然人与数字化存在之间的关系以主体间性的非所有关系，超越了...

综上所述，技术图像时代，文化产业推动物质文化实践发展。这符合文化作为“日常生活方式”，关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突出个人特色、注重个人参与、体现个人价值，从而引领“流行”的功能。然而过度的物化追求，使...

从商业平台的视角来看，这一公关活动博取了关注，扩大了平台的影响范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一“新青年的宣言片”经推广便引发大量评价，形成舆论狂潮，其中正向评价者往往汲取其正能量感慨虽“身在沟渠...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位阶最高的资本是象征性资本。象征性资本是借助基于他人认可而形成的人际社会信任而获得的资本，其他资本均可通过获得人际社会性认可而转化成象征性资本。但是在技术的加持下，机器信任的高...

如果人类传播可以理解为受到他人态度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行为，那么情感传播就可以理解为以人的情感交流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种社会行为。在互联网时代的情感传播可以理解为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行...

互联网时代媒介使用者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是指人在与互联网媒介同构的过程中，通过新的知觉能力一技术想象能力，以主观间性的立场来体验互联网所带来的时空变化，并依赖互联网无远弗届、连接一切的特性以及互联网的...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具有唯一性的客观性立场，而是“与众”共同努力，一起探索并赋予世界特别的意义，并最终达成共识的一种主观间性立场。 所以在互联网时代真理的标准将不再是客...

如果说大众传媒时代信息传播具有单向性、等级性的特点，那么互联网媒介的传播方式则具有双向性、多样性的特点。换言之，媒介技术在自进化的同时，媒介使用者亦随之接受媒介赋权，而在媒介与人同构中实现“共存、...

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日渐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之中面临着如何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如何确立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不知旧无以革新，知己知彼方能进退有度。而中国的文化正面临着新的媒介现...

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对传播范式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之后，提出了传播的两种范畴，即作为仪式的传播和作为信息传递的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传播，强调信息传达的过程以及结果，可以视为一种知识的传授以及经...

技术图像时代，不同于大众传媒时代传统的位阶式的线性传播在交互式传播不断深化推进的情况下，虚拟化的线上传播成为不亚于线下传统人际传播的重要传播方式，从而使新主体一虚拟化的数字主体（Digital Being）登场...

换言之，文化从昌盛转向衰落之时，人类传播通过新的意义赋予而超越危机走向新的昌盛。由此，人类传播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技术图像时代的人类传播具有人与媒介共生、共存、共进化的...

从文字符号时代到大众传媒时代，再到数字化符号时代，人的变化均是在人与媒介共生的状态之下而不断生成的。换言之，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亦是媒介文化的变迁史，从人与媒介的二元对立，即人类主体对媒介客体的使用与...

与此同时，面对变化了的媒介生态，技术图像时代的媒介教育随之发生新转向。媒介教育的新转向是基于互联网媒介的非权威性赋权，并通过对话式传播（Dialogic Communication）消解中心话语式传播（Discursive Commun...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媒介使用者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是指人在与互联网媒介同构的过程中，通过新的知觉能力——技术想象能力，以主观间性的立场来体验互联网所带来的时空变化，并依赖互联网无远弗届、连接一切的特性...

数字媒介理论家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把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看成一种符号系统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即以媒介符号的变化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进行划分。按照弗卢塞尔的文化观，他把人类传播文化的进程...

因为新媒介的出现不但是对媒个技术本身的升级与进化，而且改变了人与媒介的关系，最终通过媒介的使用而规训人的媒介实践，即通过感性化与形象化的媒介，使媒介使用者习惯“眼见为实”，从而沉溺于视觉文化的“吸...

在互联网媒介时代，社交媒体传播成为人们进行数字化生存的重要手段。通过虚拟化的社交，进行信息的生产与分配，通过自我展示获得更加店泛的社会性支持，扩张自己的社会网络，从而达到提升自身主观幸福感的目的，...

从文字符号时代到大众传媒时代，再到数字化符号时代，人的变化均是在人与媒介共生的状态之下而不断生成的。换言之，人类文化的发展史亦是媒介文化的变迁史，从人与媒介的二元对立，即人类主体对媒介客体的使用与支配，转变为人与媒介共进化、共发展的存在方式。并且，人与媒介关系的演变推动着人类传播意义的不断建构与解构，在分—合—分的流动变化过程中，以媒介文化为基础的人文内涵在不断地进行着更新。这正是人类传播的意义所在，即通过人为的意义赋予而使人忘却“向死而生的人生宿命”，并对“此时此地”的“当下”进行意义生成。（前言 第2页）

随着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影响力日渐增强，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之中面临着如何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如何确立与其他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不知旧无以革新，知己知彼方能进退有度。而中国的文化正面临着新的媒介现实，如何从人文的角度切入，从传播与交流的角度认知、理解、使用文化，这才是本书问题意识的出发点。（前言 第10页）

基于区块链技术所建构的机器性信任从技术性乐观论的立场来看，确实能够推动人类传播的进一步发展，满足人们意义建构的需求，并再一次证明技术理性具有正确性。但是，从技术批判的立场，确认过度依赖技术的危险性，肯定人文性在弥补技术理性的非理性方面的价值，增强人际信任与技术性信任相博弈的能力，这对维持社会文化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是区块链时代成就文化昌盛的关键。（第二章 第一节 第35页）

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媒介的使用者通过技术性媒介的赋权，能够广泛地参与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全景式的公共领域”。而从其所呈现的结果来看，在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舆论场域并没有出现如哈贝马斯所盼望的理性、合理的以及正义的公共舆论场域，而是呈现一种“后真相”特性、“群体极化性”、“情感化、情绪化”特性的舆论情态。（第三章 第二节 第98-99页）

换言之，文化从昌盛转向衰落之时，人类传播通过新的意义赋予而超越危机走向新的昌盛。由此，人类传播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是一个意义不断生成的过程，技术图像时代的人类传播具有人与媒介共生、共存、共进化的特征，需要我们对人与媒介、人类主体与非人类主体的等价性进行再确定与肯定。同时，这也是新媒介时代媒介教育转向的动因。

技术图像时代，不同于大众传媒时代传统的位阶式的线性传播在交互式传播不断深化推进的情况下，虚拟化的线上传播成为不亚于线下传统人际传播的重要传播方式，从而使新主体一虚拟化的数字主体（Digital Being）登场，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能力成为技术图像时代媒介使用者在虚拟化空间中所必须具备的生存能力。

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在对传播范式进行批判性的思考之后，提出了传播的两种范畴，即作为仪式的传播和作为信息传递的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传播，强调信息传达的过程以及结果，可以视为一种知识的传授以及经验的传递模式;作为仪式的传播则超越观点表达的层面，从关系视角出发，是一种慎思明辨性的批判性视角的重构。由此，传播的内涵以及外延均得以扩展，于是传播与文化具有了等价的内涵与外延，这也可能是詹姆斯·凯瑞将其著作命名为“作为文化的传播”（Communication as Culture）的缘由之一。

如果说大众传媒时代信息传播具有单向性、等级性的特点，那么互联网媒介的传播方式则具有双向性、多样性的特点。换言之，媒介技术在自进化的同时，媒介使用者亦随之接受媒介赋权，而在媒介与人同构中实现“共存、共进化”。正如本雅明（WalterBenjamin）指出的，人们在不同的媒介时代都会有“新的知觉任务”。在互联网时代，人们也应该具备新的知觉任务，即“技术想象”的能力。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具有唯一性的客观性立场，而是“与众”共同努力，一起探索并赋予世界特别的意义，并最终达成共识的一种主观间性立场。

互联网时代媒介使用者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是指人在与互联网媒介同构的过程中，通过新的知觉能力一技术想象能力，以主观间性的立场来体验互联网所带来的时空变化，并依赖互联网无远弗届、连接一切的特性以及互联网的双向对话功能激活个体，使相对无权者得到赋权，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大众传媒公论场的一般网民公论场，使个人与他者在共存、共进化的关系中自由地进行信息的生产与交换的能力。

如果人类传播可以理解为受到他人态度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社会行为，那么情感传播就可以理解为以人的情感交流为基础而进行的一种社会行为。在互联网时代的情感传播可以理解为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以情感为基础的社会行为。

综上所述，技术图像时代，文化产业推动物质文化实践发展。这符合文化作为“日常生活方式”，关注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突出个人特色、注重个人参与、体现个人价值，从而引领“流行”的功能。然而过度的物化追求，使人沦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附属（对象），扭曲了文化产业发展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最终可能丢失“以文化人”的人文目标。而作为民意的舆论则以“反流行”的“反向运动”对文化产业过度偏向的“异化”现象进行纠正，从而发挥作为时代精神的文化的功用，即批评、反思以及纠偏。所以文化产业的兴盛必须依靠文化精神（事业）与产业（物质）的共同效力，才能使作为主体的人获得益处。
（第三章 第132页）

从商业平台的视角来看，这一公关活动博取了关注，扩大了平台的影响范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是，这一“新青年的宣言片”经推广便引发大量评价，形成舆论狂潮，其中正向评价者往往汲取其正能量感慨虽“身在沟渠”，但仍渴望“仰望明月”；反向评价者则一边强调多元共存，一遍强调现实与媒介内容呈现的差异性，甚至形
成了反向的合意：虽然《后浪》所传达的话语不失鼓舞人心与铿锵有力，其画面构成与专业级水准亦是不遑多让，但是其代表反映的却并非大多数青年的生活，而是普通青年望尘莫及的少数“精英青年”的生活，所以这一部分青年批判之、审视之，并大声疾呼——呼吁重视思想的共鸣，反对物欲横流的高扬。由此可见，在互联网媒介上以该短视频内容为核心，形成了一种广泛的参与式探讨，在以互联网媒介为核心所形成的公共领域之中，一种反思式、对话式的气氛弥散开来。（第三章 第95 96页）

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位阶最高的资本是象征性资本。象征性资本是借助基于他人认可而形成的人际社会信任而获得的资本，其他资本均可通过获得人际社会性认可而转化成象征性资本。但是在技术的加持下，机器信任的高扬使以人际信任为基础的象征性资本呈现一种贬值的态势。例如基于互联网媒介的网状结构所建构的虚拟空间的社会信任，基于技术性信任的“网红经济”“流量经济”，是依靠技术的赋权使互联网的使用者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传播结构，改变了以往仅仅作为旁观者的被动地位，并且区块链技术的引入，能够在经济分配、效能提升等方面更加彰显技术信用的背书能力，从而使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结构从信息传播转变成价值传播，从而使物质、文化、社会资本实力不断膨胀，凸显机器性信任的优势。资本实力不断膨胀，凸显机器性信任的优势。以技术为支撑的物质文化、社会资本缺乏人性的支持，即缺乏相应的人文性价值的引导，其相应地转化为象征性资本的渠道也就被阻塞了。长此以往，由于技术性信任的偏向，人际象征性资本的缺位，文化危机势必产生，从而基于技术性信任所取得的成果都将成为泡影。（第二章 第34 35页）

在互联网媒介时代，社交媒体传播成为人们进行数字化生存的重要手段。通过虚拟化的社交，进行信息的生产与分配，通过自我展示获得更加店泛的社会性支持，扩张自己的社会网络，从而达到提升自身主观幸福感的目的，是互联网时代多元信息主体（特别是社交媒体使用者）使用社交媒介的重要目的。然而社交媒体的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并不是一组正相关的存在，个人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制约着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我们应该合理地健康地使用社交媒体，认清互联网媒介的双重属性——数字机遇与数字威胁的统二体，认识到数字化生存应该平衡线下生活与媒介化的虚拟生活。（第三章 第93页）

因为新媒介的出现不但是对媒个技术本身的升级与进化，而且改变了人与媒介的关系，最终通过媒介的使用而规训人的媒介实践，即通过感性化与形象化的媒介，使媒介使用者习惯“眼见为实”，从而沉溺于视觉文化的“吸睛”“吸金”特性，日用而不自知。法兰克福批判学派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其杰作《启蒙的辩证法》之中，通过揭示“文化工业”对“大众文化”的替代，从而揭露视觉文化的强势“殖民”使大众沉溺于文化工业的幻影之中无法自拔，并且大众无法看破大众传媒以及其背后的动力机制对大众“欺瞒”的本质，因此其最终的文化结果产生“人的异化”，即强调视觉文化过度偏向造成了文化危机的可能性
    在媒介与人的关系建构中，当媒介发挥桥梁作用之时，媒介文化的昌盛便指日可待；而媒介表现出障碍（深渊）功能之时，文化的危机便“正在路上”。因为媒介之于人是桥梁还是障碍表征着人之于媒介是主人还是附庸。换言之，媒介作为人的发明物，在使用媒介的过程中，人是媒介的一部分还是媒介是人的部分。在互联网社会，媒介技术作用于消费主义社会，人位于媒介以及由媒介所影响的欲望物质的裹挟之中，人为物役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过度的娱乐化、过度的经济化使互联网媒介的使用者往往沉溺于媒介所营造的温床之中而熟视无睹。一方面，各种“网红”经济、“主播”经济使文化产业不断增值，挖掘“眼球经济”最大的剩余价值，而且制作者与观赏者都乐此不疲；另一方面，人与媒介的关系倒置，人成为媒介的奴隶。
（第四章 第142页）

数字媒介理论家威廉·弗卢塞尔（Vilém Flusser）把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看成一种符号系统不断生成、变化的过程，即以媒介符号的变化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历程进行划分。按照弗卢塞尔的文化观，他把人类传播文化的进程分成三部分。一是先史时代，其代表性媒介符号为传统图像符号；二是历史时期，其代表性媒介符号为文字、文本；三是后历史时代，即以技术性图像符号为代表的技术性媒介时代。每一个媒介符号的转化都代表着新文化危机的出现，同时也预示着文化繁荣机遇到来的可能性。（第四章 第150页）

综上所述，互联网时代媒介使用者的数字化生存能力是指人在与互联网媒介同构的过程中，通过新的知觉能力——技术想象能力，以主观间性的立场来体验互联网所带来的时空变化，并依赖互联网无远弗届、连接一切的特性以及互联网的双向对话功能激活个体，使相对无权者得到赋权，从而形成了不同于大众传媒公论场的一般网民公论场，使个人与他者在共存、共进化的关系中自由地进行信息的生产与交换的能力。（第一章 第10页）

与此同时，面对变化了的媒介生态，技术图像时代的媒介教育随之发生新转向。媒介教育的新转向是基于互联网媒介的非权威性赋权，并通过对话式传播（Dialogic Communication）消解中心话语式传播（Discursive Communication），使作为人类传播主轴的媒介文化的基本形态发生演变。技术图像时代的媒介教育已经超越了大众传媒时代自上而下、位阶式的“教化启蒙”，换言之，传统大众传媒时代媒介教育的主要功能在于启迪民智，引导民众识别人与媒介关系的失衡，以达到“以文化人”的教化启蒙目的。而技术图像时代以互联网媒介为中心的新媒介对媒介使用者进行赋权，所以媒介教育的重心从与媒介关系嬗变的角度出发，重新审视媒介本体与媒介使用者关系的变化，特别是重视同参模式的媒介文化实践行为的改变，换言之，通过媒介教育使媒介在人与世界之间发挥“桥梁”的联通功效，从而促进人与媒介的同发展、共进化。（前言 第4、5页）

后人类时代，人机关系表现为共生性的共进化。自然人与数字化存在共存于世界图景之中，人机对立的二元论立场明显无法阐释玉指导现存的人机关系。因为自然人与数字化存在之间的关系以主体间性的非所有关系，超越了传统的以人类主体为中心的从属的、支配性的、所有性关系，打破了“人”之概念的固定性与崇高性。人与机器的同发展、共进化的共生、共存关系已经无法被漠视。人机边界的消弭，呈现人与机器的共进化：人类智能并非局限于有机体的大脑，而是扩展心灵边界，使之无远弗届；机器将不再局限于人类所设定的“算法”，而是经由深度学习而完成自身的自进化，最终形成有机体一技术一环境的融合体，实现人机共生。

《数字化生存：技术图像时代的传播图景》是思考数字时代传播现象的著作。数字化发展对人以及人类生存世界产生了双重影响：既增强人类创造文化世界（符号化世界）的能力，使人对未来充满着乐观；同时又横贯于人与世界之间，成为引发文化危机的动因，使人对未来充满忧虑。本书作...

【转】刘铭瀚、许凌波、周海宁 ：《技术图像时代数字化生存的再解读》

Being Digital: Spectacle of Human Communication in the Era of Technological Image

本书基于国内外当下的媒介使用，以及对数字化存在、社会比较、媒介偏向、技术想象、信息价值观、机器信任、具身性、离身性、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流行与反流行、共情、主观幸福感、认知失真、对话与文化等重要社会现象关键词的探究,对传播理论与媒介现象进行梳理、阐述与展望。较之经验性的研究方法论,本书更倾向于借助直观的社会观察以及传播哲学、美学领域的理论进行考察与研究。本书从文化的视角出发，考察中国媒介文化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价值，并立足于大众日常生活，考察媒介化的生存图景以及人类传播的意义与价值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