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的真正分量，不在任何一篇论文里，而在谢康伦与韩明士联手写就的长篇导论中。它把政治史、制度史与思想史强行拧在一起，追问一个核心问题：当外部威胁（西夏、辽、金）长期压顶，一个军事上“积贫积弱”的王朝，如何靠财政创新、地方治理与精英的地方化来维系生存？读者最在意的，正是这种“以国家社会之间的中间地带抵抗外压”的解释框架——它既启发人，也引发争议：有人盛赞其关怀宋元明的连续性，也有人质疑其对理学义理的分析“实在不太行”。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记述“谁做了什么”，而想追问“宋代为何是宋代”的读者；也适合对海外中国研究如何切入中国自身大问题、抱有期待乃至批评的读书人。
作者简介
编者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1929—2018），耶鲁大学历史学学士，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纽约市立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中古儒家尤其是朱熹思想研究。
编者韩明士（Robert P. Hymes），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中古史、社会文化史、社会网络、家庭与亲属关系。其《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已出中文简体版。
译者刘云军，山东莱州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目前从事宋代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民间信仰研究、海外汉学著作（侧重宋代）的译介等，译著颇丰。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海外宋史研究范式转移的里程碑式论文集
- 深入剖析王安石与司马光治国理念的差异
- 探讨南宋精英地方化与国家社会关系重构
读者共识
- 导论极具价值，是了解海外宋史研究的佳作
- 刘子健、韩明士、包弼德的文章质量最高
- 部分文章观点有争议，翻译质量参差不齐
精彩摘录
- "北宋的经济改革背景: 正如伊懋可（Mark Elvin）对整个明清时代的看法，以及魏斐德对清政府的看法一缺乏强大的外部竞争者，古代中国最后两个王朝养成了自给自足和孤立主义的意识，导致了政治停滞和技术裹足不前。（在研究作为草原威协的满族过程中，我的观点是明朝被其自身系统性僵化症压得喘不过气来，这使得它根本不可能解决外部引发的气候、饥荒和瘟疫、黄金流动以及满族崛起等危机）。 周伯棣认为，宋朝的财政创新，直接源于其军事上的弱点，这迫使财政官员发明新的创收方法，以支付昂贵的技术和后勤费用，来应对军事上的弱点。这指明了草原政权的崛起与宋朝经济之间的恶性关系：对实际或潜在的外部威胁长期保持防御的需要，被转"
- "司马光写信批评王安石的所有重要政策，“光令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即使二人有共同的宗旨，即为大众谋福利，但其方法差别很大，以至于很难相信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王安石回应说，我们是多年的好友，但在政策上观点不同，“所操之术多异”。 地域出身: 王安石来自南方（鄱阳湖以南，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他所在的地区人口大幅增长，财富不断增多。司马光来自北方（洛阳以西，永兴军路陕州夏县），其家乡几乎没有什么显著的发展，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屈指可数。王安石只在南方地区（淮南路、两浙路、江"
- "王安石是经学家，认为儒家经典“描绘了理想社会，并为判断当前政策提供了绝对标准”。司马光践行“历史类比”，即“运用从历史模型中抽象出来的原则”来判断政策。王安石认为，可以从特定的儒家权威文本（他因此为《周礼》《诗经》《书经》正式做注）中推断出普遍适用的思想。司马光相信，可以从以往推断出今日政府应遵循的必要原则。两人的知识兴趣都很广泛，王安石没有自我局限于经学，司马光也没有局限于历史。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认为科举考试制度应该测试经学知识而不是文学技巧和记诵，但他们都撰写了各种体裁的文学散文和诗歌，还撰写了与《周易》和《孝经》有关的著作。（王安石对《易经》《孝经》的评注现已不存。司马光关于《易经》的评论"
- "司马光于1038年进士中第，王安石于1042年中进士。因为司马光后来长期为父母丁忧，他和王安石都在1042年得到了他们的第一次任官命令。这些任命通常都是地方政府职位。然而，在1046年，司马光在国子监任职，并在接下来的25年里继续担任要职，除1054年到1056年，司马光在他最重要的恩主、已经被迫辞去宰相职务的庞籍的领导下担任通判。1057年标志着司马光作为重要官员的第二次职业生涯的开始：在这一时间点上，他的学识努力方向也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王安石仍在地方任职，1051年，他拒绝了参加在朝廷举行的馆阁考试的邀请。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成功地保持局外人的角色。1054一1056年，王安石来到都城，"
- "司马光确定了君主必须完成的三项基本任务，以确保制度的各个部分履行其指定的功能。司马光也向所有的皇帝重复了这一点：“臣闻致治之道无他，在三而已。一曰任官，二曰信赏，三曰必罚。”他认为，如果人们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能力，并因此得到奖励，那么政府的任务就会得到执行。司马光关心的是政府的运作过程，而不是政府的实际工作。我怀疑，这解释了为什么司马光对地方政府的基层官员兴趣有限。司马光主要对公卿大臣们感兴趣，因为他们是直接负责政府功能的人。 正如司马光后来在《资治通鉴》中所主张的那样，权力等级和明确界定的层级，以及职能职责范围，是秩序和统一的基础，这些关注主导了作为政策批评者的司马光的奏议。典型例子见于司马光"
- "从历史中学习。长期“喜史学”的司马光在11世纪60年代，转向潜心历史著述。1064年，他向宋英宗进呈了《历年图》，即从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的事件年表。11世纪80年代，此书被合并到更大篇幅的《稽古录》中。1066年，司马光进呈了8卷本的《通志》，该书涵盖了公元前403年至公元前207年的历史。《历年图》似乎成了《资治通鉴》的大纲，而《通志》则成为《资治通鉴》的前八章。 人才的形成离不开政策对民生、道德和社会纪律的保障。培养忠于制度的人，同时也需要建立制度。当奏议转向适用于当前的实际措施时，其目的更加有限。王安石并未提出为所有人建立学校系统以便从中选拔官员，而只是要求政府重新调整与士的关"
- "1061年，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可能出现了明显的分歧。当时司马光提议改革官员升迁制度，以确保政府官僚机构的有效运作。他设想了一个从宰相到判司簿尉的12级差遣制度，以及确定差遣、任期和升迁的新规则。这是一项接近司马光内心的改革，是他更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重新审视这提议时，王安石称这一建议“区区变更而终无补于事实者，臣愚窃恐皆不足为”。王安石认为，改善政府职能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除非它伴随着对制度的彻底重新审查。“廷必欲大修法度，甄序人才”，应该要求所有“议论之士”进行辩论。 1068年，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再度见面时，他们再度产生了分歧。尽管财政赤字不断增长，新即位的宋神宗还是对“事功”感兴趣"
目录
导 论 谢康伦 韩明士
1 苏洵的治国之道思想 贺巧治
2 茶马贸易与青苗法：1068—1085 年新法期间的国家权力和经济实干主义 史乐民
3 政府、社会与国家：论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理念 包弼德
4 朱熹的历史观 谢康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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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要达成“大国崛起”的目标，一夜之间梦回汉唐显然是不现实的，以目前的国力、科技和执政水平，表面上“积贫积弱”实际上“藏富于民”的两宋，应该是最合适的对象
导论最重要，看完即可获得大概观点，我的简单粗暴理解，即延续韩明士，南宋精英地方化，致力于地方各种包括制度建设主张与尝试，然后国家与社会之间出现一个中间阶层、公共空间。…….嗯，文章很精彩，富有启发，但是观点…我不太能认同….相比之下，唐宋变革论更有道理。
内容不错。译笔很糟。
期待已久的中譯本！簡單說幾句感受吧：第一，文集的主題，結合六七八十年代的多部主題集中的論文集，可見美國學者對於迫切理解、認識中國的野心，切入點都非常重要！私心期待中國學者開會也能有就大的問題集中討論，而不是戴個帽子各做各的；第二，雖然奠基於南宋的地方化轉向可供討論，但卻可見理學沒那麼迂腐，有思考有行動，對比其中劉子健的文章，發現美國學者的正面評價更多；第三，王安石真是一個幽靈，無處不在啊！
导论比任何一篇论文都长😂，提出了不少诱人的构想，关怀到了宋元明的连续性这点很赞，正篇论文也都体现了抓住某种内在逻辑去融合政治史、制度史和思想史的努力，其中不乏卓见。但整体的讨论深度一般吧，特别是涉及到要精析理学义理的部分实在不太行。个人最喜欢刘子健那一篇。
作为一部几十年前的论文集，今天看起来本书确实有些过世。不过这种过时是因为该书今天才引进出版中译本，并非本书自身的问题。如果该书放在当年的语境中，绝对是值得重视的著作，除了书中那一个个响当当的海外知名宋史学者，单是导论中提出的问题意识，足以引起后来学者的思考。事实上，至今本书仍然是海外学者经常引用的重要著作，单从这一点来看，该书的价值便不容否认。
欢迎大家对拙译不吝赐正，以便于将来再版修订。谢谢。译者邮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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