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覆没

又想看《走向共和》了…

晚清最后二十年里立宪派给了清政府多次机会和建议，张謇和张之洞都以忠于朝廷之心向当局提出了让出部分权力，及早立宪的建议，甚至连载涛载洵都建议摄政王及早立宪开国会，奈何载沣和一帮满族权贵昧于大势，以为凭武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冥顽不化，丧失了多次转圜的好机会，等到辛亥革命爆发，立宪派和地方督抚被杀或倒向革命，被冷藏的袁世凯也不愿意再落入狡兔死 良狗烹的结局，清朝也就必然走向灭亡，这是自己做的结局，怪不得别人，连康梁这样的改良派都不能赦免，其心胸可想而知，不能容天下士，就只能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一百多年后，这样的教训仍然在继续。

“如果一个历史事件仍有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的想象的镜子，它就注定不可能只限定在学者的讨论之中”，“更重要的不是清政府此时的立宪实际究竟是真是假，而是它的行为给被统治者何种印象、何种感觉，以及他们最后的主观认识是真还是假”， “立宪派革命化，从根本上说是清政府拒不改革、拒不妥协、拒不放弃利益的结果。”“改革愈迟，所付出的利息也将愈大。然而清廷对此毫无认识，一次次错失良机，总是在下一个阶段才做原本上一个阶段应该做的事情，但时势已经大变，往往要求它变得更多。但它拒不付息，不愿再多做一点让步和妥协，完全丧失了变革的主动权，改革的空间终于丧失殆尽，最终破产”

为经典政论补充了丰富的史料。最精彩的论述，是指出近代以来立宪与民权思潮惟专注于以强国为目的，为之奔走呼号者亦无视其所立足的个体价值；救亡倒逼出了现代性意识，可它从未扎下自身的意义之根，最终不过是前现代社会在穷途末路下抄起的不称手器具，胡乱挥舞一阵便被弃之如敝履。此间百年，尽是如此。“权利观念、公民理论引入中国并成为现代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基柱之初，即不同程度地被现代思想家们将其与‘救亡’‘强国’联系起来…也只有面临生死存亡的局面时，才为权利观念、公民理论‘进入’中国思想界打开了一道缝隙，它们才可能被人接受。历史的吊诡在于，因‘救亡’而入，亦因‘救亡’而失。”何其准确，何其可悲。

近代中国最令人扼腕嗟叹之事莫过于民初共和之烂尾，此一失败彻底宣告政体革命的破产；后人由于看到共和建设成绩的糟糕，以及再后来由革命走向极权，遂弹起责备激进、“告别革命”的论调，以为激进革命打断了温和改良的步伐，殊不知这是以后见之明的理想主义框错了历史事实。回顾晚清七十年的历史，中西碰撞之下所呈现出来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越发明显，有识之士一再促动变革以求应对，而在清廷，无论观念、器物还是制度的变革，无不一拖再拖步步被动，一句“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将多少出于爱国的改革之举污蔑为卖国，旨在师夷长技的《海国图志》在本国遭到冷遇，却成为日本志士奋起变革的激励，修铁路从动议到成行竟费去可贵的十七年之久，吃了多少打才肯成立“外务部”，更遑论制度改革动皇权的蛋糕……咎由自取，又复何言，只是苦了亿兆人民……

整体比较流畅但少了点味道。

劝君少翻案，翻案依据多

看书名，以为机场书店那种；看作者，放心了

铁路国有与民有之辩，立宪改革与革命之争，那个时代已经有了“开民智”的人，不再遵循“王臣”、“王土”的理念，尝试立法、尊崇民权。 所知道的盛宣怀是交大前身-南洋公学的建立者，本是一介商贾，在洋务运动中学习西方以富强国家。后在保路运动中位处邮传大臣，所行是为清王朝谋利，站在民营商人对立面，可以说是位置决定立场，又或许是目光有限，看不清国情与世界潮流。 清帝国的覆没不是一蹴而就，经年累月的自视过高，不听民意，无视世界潮流，最终断送自上而下改革的机会，从而掀起自下而上的革命风暴。也曾颁布妥协退让的谕旨，企图挽救在各地不断起义独立背景下处于风雨飘摇的清王朝，可是“晚矣”，用张之洞语，“亡矣”。

作者写的有点类似通俗历史，但是通俗之中还带有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但是吸引不了我，一是因为通俗的有更有趣味的，而富有思想的选择更多，这种不上不下的书让我读着反而有些不适的感觉。只能说，没事或者不太了解这段历史的可以一读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