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运用官书、方志、家谱等材料，结合当代民族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讨论明代云南大理人群的身份认同问题，希望提供一个明朝“统治”该地模式的解释框架。由此，严格来说本书应算是一部社会学著作。全书除绪论和结论外，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描述明初（主要是洪武年间）明军进入大理后，明朝在大理周边设置府州县和土司，以管理当地百姓的大致过程。接着分三类人群（后三部分）来描写明朝大理的山乡社会。一是僧侣，明朝通过在大理地区册封僧侣，招僧侣入京赐给头衔，兴建寺院庄园，扶植宗教活动，建立一套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仪式宗教秩序，笼络当地信教之人。二是乡士大夫，明朝通过吸收当地读书人入京读书，参加国子监和乡试，来笼络他们。这些人在回到大理山乡后，被任命为当地的学官，负责宣传儒学，并编写符合明朝正统的家谱、族谱，同时将佛寺改造为祠堂、乡贤名宦祠。通过这一套程序，儒学正统观念、正统祀典文化在大理社会得到传播。三是土官。明朝在大理地区册封大量土司，土司之间、土官和州县之间形成政治平衡。土官在本地打击盗匪、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服从明朝的统治，同时本地经济的货币化促进了山乡流动、经济发展、身份分流和阶层整合。按照作者的建构，西南大理人群各有不同的族群、宗教、阶级类属，“国家”和“地方”各司其职并因应互动，“王朝秩序”由此得以在该地确立并维持。
連瑞枝
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包括邊陲人群與族群歷史、傳説與歷史敘事、歷史人類學、宗教與地方社會，研究地點主要在中國西南地區與台灣。著有《隱藏的祖先：妙香國的傳説與社會》(2007)、《客家、女性與邊陲性》（合編）（2010）、〈女性祖先或女神〉〈神靈、龍王與官祀〉〈土酋、盜匪與編民〉〈大理山鄉與土官政治〉等論文。
- 剖析明代大理僧侣、士人、土官三类人群的身份认同
- 揭示国家与地方在西南边疆的互动及秩序构建
- 运用多源史料还原山乡社会对王朝统治的适应过程
- 明清史、西南边疆史及区域社会史研究者
- 对民族志、人类学历史研究方法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国家治理与地方社会互动关系的学者
- 本书学术性强，建议结合地图辅助理解地理空间
- 需耐心梳理官书与地方文献的对照分析逻辑
- 关注仪式、家谱等文化符号背后的政治意涵
- 史料挖掘扎实，视角独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 行文较为晦涩难懂，阅读门槛较高，需专注
- 部分读者认为内容碎片化，缺乏明确主线重点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流寓士人楊慎為姜龍撰寫去思碑，描寫其撫亂之功業。姜龍或許是一位明理的官員，他親自前往山和酋談判，與夷函的對話也被記錄下來：夷民提及他們進城便被覗為盜賊，無法獲得域邑之糧食，處處遭致排斥，山鄉也遭致圍堵，所以オ有下山打劫之舉。山鄉生活不只是靜態的親屬與小規模的交換經濟，更是一套具有延展性的政治體系，他們遭致的歧視與生計問題，正說明新政治對傳統體制所造成的矛盾與衝突。去思碑原是歌頌姜龍勸導夷酋有功，但某夷酋日益貧困，妻怨懟之，其為守諾而自盡，反而像是一場具有道德教化意味的悲劇故事。楊慎記錄這段故事，或許別有用心。有意思的是，《明史》以幾近標準化的眼光描寫姜龍，讚之以「番漢大治」，說明了統治者形塑過"
- "很明顯地，朝廷不只廢除土官知府之職銜，連帶著土官政治之儀式場合玄化寺大殿被改建成為文廟，又將玄化寺改置為官寺，即僧網司衙門。象徵土官政治中心的玄化寺，被納入帝國官僚儀式機構之中，其佛教為中心的政治格局也扭轉成儒學主導的政治格局。這也就是革土易流的真正用意。這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學宮，還代表帝國以象徵華夏正統的文化標誌，在漢藏屏障建立一道新的政治威望。"
- "以白人为主体所发展出来的社会流动与身份选择，以及因而延展出来与邻近人群的社会关系。"
- "边境社会是相对政治中心而形成的。"
- "近年来提倡“新清史”的研究者更扩大其研究范围与视角，指出清朝在关内行省地区以儒家意识形态进行统治，然在与国家之北方、西北部落政治联盟以及西藏政权之间仍然采取古老的佛教仪式强化政治结盟，建立多元族群的佛教政治。"
- "盛产矿产的云南地区的治理越来越迫切"
- "华夏社会”不是一套静态的社会设计，它是不同人群通过攀附祖先、文字化系谱、编纂族谱、参与科举考试或符合王朝期待的正统仪式等共同形塑而成，它是边缘人群积极参与文化建构的后"
- "本书想要处理的是山乡社会如何形成一套响应外来力量介入的机制，他们又如何重新组织并修复社会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