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理想国

张念

出版时间

2014-03-01

ISBN

9787513313872

评分

★★★★★
书籍介绍
在“成为女人”的后哲学宣言下,本书关切的是汉语中的性别观念如何影响并建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的政治样态。一种值得期待的政治愿景,实际取决于人 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与实践:如何探索自我与发展自我?如何在细小的生活剖面涵养一种权利观,并将权利转化成一种人与人之间应有的恰当的态度?平等价值是如何在解放女人的同时制造了女人的伦理难题的?从命运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的转化如何成为可能?这些仅仅属于女人的问题,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自由意志与道德理想的平衡性。我认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自由女人与自由国家息息相关。
作者简介
张念,生于20世纪70年代,女性主义批评家,哲学博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女性主义理论、政治哲学与文化批评,在国内学术文化期刊发表相关论文近百篇,曾在《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经济观察报》《广州日报》等主流媒体开设文化批评类专栏,接受报纸、电视专题采访多次,被媒体誉为“新锐女权主义批评家”。已出版学术专著《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批评集《心理气候》《持不同性见者》《不咬人的女权主义》等。
AI导读
编辑书评
  • 《女人的理想国》是一部极具野心却略显失衡的思想实验。其独到之处在于拒绝将女性主义简化为身份政治,而是深入汉语文化的肌理,剖析性别如何作为一种本体论范畴参与国家与历史的建构。作者张念以哲学家的冷峻和文学家的敏感,揭示了“自由女人”与“自由国家”的同构性,指出了中国女性在缺乏独立性别政治斗争背景下,其主体性如何在传统道德与现代启蒙的双重夹击中被悬置。这种宏观视野超越了常见的微观生活吐槽,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
  • 然而,本书的局限同样明显:过度依赖隐喻和互文性写作,导致可读性极低,常常牺牲了论证的清晰度以换取修辞的华丽。这种“掉书袋”风格虽彰显了知识储备,却也构建了人为的阅读壁垒,使得核心观点容易被形式淹没。它不适合大众普及,而更适合作为专业领域的思想刺激物。在当下碎片化阅读时代,这本书像一座迷宫,只有愿意付出艰辛智力劳动的读者,才能在出口处看到那束关于尊严与权利的微弱但真实的光。
核心看点
  • 本书核心在于剖析汉语语境下性别观念如何建构生活方式与政治样态。作者张念指出,中国女性的“自我”往往投射于伦理关系与他人眼光中,如母亲形象作为道德产品在文化系统中流通,这种存在主义式的困境揭示了平等价值在解放女性同时制造的伦理难题,强调自由女人与自由国家的内在关联。
  • 书中深入批判了传统与现代性张力下的女性处境,指出从“新女性”到“英雄母亲”,女性形象始终由男性主导刻画,性别差异被阉割。通过对比波伏娃理论与中国家庭分工,揭示婚姻制度下男女诉求的根本错位,以及旗袍等文化符号背后隐含的自我约束与“媚他”机制,探讨女性主体性缺失的历史根源。
  • 本书试图在哲学、历史与社会学交叉领域寻找女性权利观的落地路径。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缺乏经过斗争历程的性别政治赋权,导致精神自尊模糊。通过对康有为婚姻观及黑格尔所有权理论的引用,反思个人意志外化为社会关系的逻辑,主张在细小生活剖面涵养权利观,探索从命运共同体向政治共同体转化的可能性。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反映本书阅读门槛极高,语言晦涩难懂,常被形容为“掉书袋”或“玄之又玄”。许多读者表示初读时感到困惑甚至痛苦,认为作者用复杂的哲学概念包装日常观察,导致信息过载。然而,也有部分读者在克服难度后,惊叹于思想的深邃与文字的武装力量,称其为“文字版国际歌”。
  • 关于本书的价值评价呈现两极分化。批评者认为其缺乏笃实的表达方式,内部自爆,不推荐作为泛读物;支持者则盛赞其提供了独特的本土女性主义视角,能解答在西方理论套用中国现实时的困惑。共识在于,这是一本需要反复咀嚼、甚至需要配合其他文献才能读懂的“硬核”思想著作。
  • 读者认可作者对传统性别秩序及现代性悖论的犀利批判,特别是关于“母亲作为道德产品”、“女性意识匮缺”等观点引发强烈共鸣。但同时也指出,书中散漫的抒情与严密的理论交织,有时会让论证显得不够连贯。总体而言,它被视为一本激发思考而非提供答案的书,适合在特定心境下沉浸式阅读。
精彩摘录
  • "如果儿子功成名就——成为道德典范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母亲就会得到族人与社会的尊崇。一个含辛茹苦、无私奉献的光辉母亲形象,只有作为道德产品,才能够在文化系统中流通。 中国家庭所强调的“夫妻恩爱”,实际上是协同丈夫完成好一项又一项的道德任务,上奉长辈,下育佳儿,人生目标清晰而明确,私心无从安放。在一个相对公共的大家庭环境中,中国女人反而具备了某种管理自治才能。从妻子到母亲的漫长路途中,因为游戏规则是男人制定的,控制与反控制,权力博弈的资格全靠正房名分得到保证。"
  • "男性精英们泡在书房,只关心文化、个人趣味、品质、性情以及少量的仕途安危,而家庭内务交给妻子管理,类似今天的公司管理。中国古典精英文化的涵养与传承,是在家庭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得力于女人们的默默奉献。默默奉献的女人们都是一些即兴表演者,勤劳、朴实、善良以及隐忍,是男人们派发的道德符号,因为得到的回馈同样多,比如尊重、安全、物质保障以及家庭空间内部的主导权。像贾母那样做一个女人,在今天看来也是无比成功的。因此,今天的一位中国大陆职业女性(台湾与香港有些例外),对丈夫与家庭的期待,和宋代、明代的女人也没有多大区别,文化的魔力就是如此顽固,谁要叹息传统文化的沦丧,就多少有些表演的成分了。复兴传统文化"
  • "旗袍的隐喻系统里没有尖叫,旗袍是“媚他”的,因为穿着者必须自我约束很不自在,并且不动声色。启蒙的辩证法是推延真相内核的暴露,旗袍的缝制术也是经济而恰当的,顺应自然的身体线条之余是对自然线条的修正,是科学理性的日常运用。织锦面料像现代社会的立法者与设计者一样,是少数人所实施的话语工程。如今的纯棉制品取代了织锦——织锦旗袍是启蒙的,是精英化的质感;而纯棉则是假惺惺的后现代。一个热爱纯棉制品的上海女人是对上海的背叛,比如时尚作家安妮宝贝。成为话题,是话语行动的前提,实证主义永远滞后于话语行动,正如摩登女性先于现代,东方宝贝先于后殖民一样,符号起义也先于符号的生殖。"
  • "波伏娃将这一切归咎于婚姻制度。以异性恋模式为基础的共同生活,如何成为可能?她决绝地表示:婚姻或者爱情之中的男男女女,正是基于一种既定的性别思维,带着完全不同的诉求走在一起,比如男人要的只是一个熟悉的可以落脚的旅馆,以及有规律的性生活,而女人却以为这能实现她从小女孩开始就梦想的爱情,一个屋顶可以覆盖她生命的全部,“家”就是一切,她的一生需要处在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同的是从这个监护人手中被移交给另一个监护人。 “女性气质”不是外在的,不是说一定要穿得像个男人,你才独立,你才不可侵犯,不被轻视。首先学会如何看待自己,才会找到恰当方式和内容,去要求别人,要求社会,要求国家。波伏娃其实没有贬低女人,她所"
  • "但女人们争先靠近革命、靠近真理。女人就是女人,她们给予、献出自己,但她们并不占有什么,在革命红利的份额中,她们得到的十分微薄,女权没有在政治生活中出现过。但从“新女性”到“英雄母亲”,从“封建道德”的奴到政治标兵,女人形象一直被男人们主导、刻画以及推崇,女人们似乎直受到重视,但这“重视”是对女性符码的重视,是对伤残记号的重视,是副革命的兴剂,性别差异从思维模式到社会实践,都被综合与阉割了。"
  • "假设没有女人本质这种东西,她们逃离自我,躲在“面纱”后,与真理和历史保持距离——真理和历史由男人写,说给男人听——女人们看上去无所事事,那是因为她们无所适从。正是这种微妙的距离感,使得传统资源和现代资源都没有对怎么做女人给出恰当的方案。要么把女人看作局外人,比如“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要么对她们进行文化变性手术,纳入进步中心论的阳具化历史观中。传统道德实践与进步解放的现代性、悖论性张力,使得女人的形象充满歧义,女人的自我认同正如民族身份认同一样,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文化运作。女人形象的混乱,反而让性别身份的焦虑感被悬置,存在的遗忘就发生了。"
  • "与男人的合作关系,就是一个女人成长为母亲的生命史。服从第一,权力随后。据史学家们的研究发现,母亲具备社会与生理的双重含义。如果写下《第二性》皇皇巨著的西蒙娜·德·波伏娃熟悉传统中国女人个体生命历程,她会重新改写“自在”与“自为”的含义,中国女人在成为母亲的路上,有着更强的存在主义意味。培养“君子”是女人成功的道德诉求,就是说她自身的道德必须投射于外在的目的,自身的价值必须投射在伦理关系之中,经由他人的眼光,获取自我的认可。在严苛的道德规范之中,“自为”不需要建构,“自为”被叙述成天生的道德本能,内在于女人的意识之中,进行着自动书写。道德编程已经植入了女人的头脑,为别人——从宗族、家族到家庭、丈"
  • "中国历史的书写,尽管一直是由男人掌控,但对于女人的记录一直没有间断过:殷商时期的甲骨文卜辞和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就有女人带兵征战、参加祭祀、负责农业和担任地方长官的记载;汉代的《淮南子》中,也有关于母系社会女性风姿的零星描述;《战国策》中则有许多王后、太后的故事:比如秦宣太后,生性不羁、桀骜不驯,常常在议事厅语惊四座。有一次讨论解救韩国的军事问题,在外国使臣面前,她竟然以性爱姿势来比附用兵策略,据史家称:这是有史以来中外第一例女性公然表达性爱快感的记录;《后汉书》中的“列女传”则开创了正史为女人立传的先河……对偶制婚姻家庭的出现,使得女权旁落,母系社会走向了父系社会,被恩格斯称为女人们所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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