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无疑最具争议也最受人关注。
军事的视角、政治的视角、文化视角、社会视角与观念视角的近代史叙述，我们都已不陌生。
这本《1840年以来的中国》，为我们呈现的，则是一幅与众不同的近代史图景：法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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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本“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写作前后历时大约25年，可谓拥有史学家的洞察X法学家的严谨X哲学家的智慧。
1.以立宪为线索，重新梳理中国近代 史的关键节点
1840年，在突然跌入现代世界之后，中国也曾将宪法作为救国的药方，希望依靠宪法，让中国快速摆脱困境。
但为何中国的立宪之路，却异常坎坷？
为什么说是焦躁的心态，让中国近代立宪之路变得痛苦而曲折？
在本书中，抓住“立宪”这样一个关键动作，王人博老师专注考察近现代史中的重大立宪时刻：从戊戌变法、清廷预备立宪到辛亥革命、以致1949年以后的五四宪法、七五宪法、八二宪法。
在对这诸多“立宪”事件反思中，中国近代转型失败原因的剖面清晰显露出来。
2. 宪法问题，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学问题，其背后交织的，是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核心理念。
当一个老大帝国要完成立宪转型时，必然也牵扯出更为复杂的普遍价值与特殊价值冲突。
旧中国先前“独立自我喂养的精神世界”如何开始逐渐崩塌？
西方的普遍价值如理性、自由、平等、法治、权利，在一系列“立宪”实践后究竟通过何种方式渗透进中国人的意识中，并被逐步接受？是外在的宣传灌输？还是基于内心的诚服？
以上问题，是本书贯穿的另外一条线索。
作者介绍
王人博，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政法论坛》主编。主要著作有：《法治论》《权利论》《孤独的敏感者》《法的中国性》。
他是中国法学家少有的深具人文精神与批判精神的学者。对于学界讳莫如深很多问题，都能以专业的眼光，毫无顾忌地进行鞭辟入里的分析。这种风格让他笔下的中国近代史，拥有了少有的穿透力。
这本“独特”的中国近代史，写作前后历时大约25年，可谓拥有史学家的洞察X法学家的严谨X哲学家的智慧。
- 以法学视角重构近代史，聚焦立宪历程
- 剖析救亡图存与宪政理念的深层冲突
- 反思传统崩塌与现代性转型的阵痛
- 对中国近现代史及宪政发展感兴趣者
- 法学、政治学及历史学专业学生学者
- 关注中西文化碰撞与思想演变的读者
- 理论密度高，建议结合历史背景阅读
- 下部含已发表论文，阅读体验或有割裂
- 需具备一定法学与政治哲学基础概念
- 王人博治学严谨，观点深刻具启发性
- 部分读者认为晦涩难懂，门槛较高
- 下部拼凑感强，上部论述更为精彩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辛亥革命的意义是伟大的，但留下的遗憾也同样刻骨铭心。就拿打倒皇帝来说，打那以后皇帝在中国的皇位上确实没有了，但是抽掉了皇位，换上其他椅子的现象在中国屡屡再现，名目很多，其实依然存在实际上的皇帝。中国可以再也容不下一个名正言顺的皇帝，但人们仍可容忍花样翻新的“强人”。"
- "严复向西方思想家寻求富强的心路历程，在某一个方面就是近代中国移入、吸收、消化西方宪制文化的过程。“最不幸时期”的中国，似乎一切问题的思考必须转换成“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命题才具有存在的理由。由民族救亡所引发出来的国家富强企盼，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紧紧扼住了思想家的思想走向。即便是一个较为纯粹的文化问题，也必须与国家富强建立关系才会被接受。与此相应，在近代中国，西方宪制也只有作为一种救亡图存、国家富强的有用工具才会被人们所认同，舍其此，它的存在与讨论就会毫无意义。西方宪制之于中国的功利性质，一方面人为地模糊了文化观察的视线，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近代宪制文化生成的“非价值理性”特征。事实上，在近"
- "梁启超总结中国人有四大缺点：“一爱国心之薄弱”，“一独立心之柔脆”，“一公共心之缺乏”，“一自治力之欠阙”。职是之故，中国之急不是推倒现行政府行共和之制，而是改造国民自身。当他们认定在中国只有“部民”资格而无“国民”资格时，革命非但无法达共和之理想，而且其本身就是取乱之道。因为惯乎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民众，一旦失去君主，头上便无超然权威，心理将失去平衡，各种矛盾也将无从调适，必成动乱，而且，动乱过后必会出现一种更为黑暗的专制。因为民情决定政治走向，动乱中必会出现一种“非常之豪杰”借军队的力量以“动乱”为口实把国家权力聚集于自己一身，并以宪法、选举、议会作为粉饰的招牌。梁启超称这种政体为”人民选举"
- "自由在西方文化中作为一种独立价值首先意味着个体权利的神圣性。在伦理意义上，自由意味着自我约束的行为方式；在政治意义上，自由意味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受到尊重的权利。虽然，对自由一词的解释彼此可能很不相同，但个性的尊重、言论与行为选择的权利等则是它的核心。自由绝不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任性。其实，自由与秩序在政治生活中也绝不是互相排斥的两极，在更多的情况下是彼此互相提携、并行不悖的良友。自由必须在秩序中实现，秩序本身应是自由的秩序，这是宪制的大义。"
- "就那些通过科举考试已进官场的儒家官僚来讲，他们既是为皇帝服务的官僚，同时他们也把自己看作坚守儒家道德理想的人。儒家的基本理想是坚持人的“人文性”而排斥专业化，反对那种仅把人当作工具的职业训练。这也是为什么科举制度特别强调人文的原因：“入仕”在理论上首先不意味着为皇帝卖命，而是有了践行儒家道德理想的机会。“士人”把自己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他们不想成为皇帝的工具。当发现皇帝想把他们变为工具而在作努力时，他们往往用儒家的仁”“圣王”“民意”“天命”等概念以委婉地否定皇帝统治的合法性。 具体说来，儒家官僚保持与皇帝的距离的主要依据：一是儒家的道德主义。正如列文森指出的那样：“武力是君主自然具有的特权"
- "科学的方法和科学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用科学代替宗教的说法是浅薄的。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科学需要信仰的支撑，否则它就会堕落成赤裸裸的先进杀人工具。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科学改变了人类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使人类的道法在进化中堕落。科学可使人类生活得更好，宗教可教人知道如何活着。"
- "论及宪制，无法撇开民主，正如上面所言，民主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希腊语，主要指的是一种政治形式，而且这种政治形式也只是当时存在于希腊城邦若干政治形式的、并不是品质最高的一种政治体制。亚里士多德虽然不反对民主政治，但他所向往的是一种穷人与富人能达到彼此平衡的“中庸政治”，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中产阶级执政”。而亚里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却是终身都反对民主政治，这绝不能单以雅典人杀死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来解释，而是因为这种政治形式缺失了近代意义上的法治，很容易演变为一种暴民统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苏格拉底是经过公民投票并以281票对220票被判处死刑的，也就是说，雅典人是通过真正的民主程序杀死了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
- "力量除了遭受道德的评判，也不能[被]全盘否定它的价值。事实上，中国人正是从彼此力量的对比中发现了真实的自己。差距就是差距，不能用文化上的差异为自己辩护。在力量面前，弱者的正当性不能从弱自身获得。力量催逼着中国必须往前走，而不是囿于自己文化的独特性而通过道德评判让强者停步。弱者改变自己的唯一出路，是从力量中寻找自己新的正当性，区别在于途径。中国把西方的进化主义思想变成自己的武器，实现赶超便是寻获自身正当性的努力。 相对于力量，价值这一层面比较复杂，只能分别来谈。通常被看作具有普遍意义的西方价值包括科学、理性、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法治等等。无疑，这些价值来自西方。但它能否成为普遍性价值，除了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