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记录了一场学科立场的悄然转向:影视人类学不再把被拍摄者当作被研究的客体,而是承认他们的“文化主权”,谋求一种互为主体的合作创作。朱靖江将田野中的影像从“科学论据”重新定义为带有拍摄者主观视角的阐释性文本,这一判断本身便暗含争议——当民族志电影不可避免地携带作者立场,它究竟是在呈现真实,还是在生产一种“partial truth”?书中大量西南少数民族与藏区的社区影像个案,为这一追问提供了扎实的现场。它适合愿意直面“谁有权讲述”这一伦理难题的读者;若期待通俗科普或深入案例,则可能感到论述略显漂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