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你会先被它的定价劝退，然后被它的视角留住。侯旭东没有从高僧大德的教义、宗派流变入手，而是俯身看向那些造不起大庙、只能凑钱合造一尊小像的普通百姓，从造像记、传闻、疑伪经这些被正史忽视的边角料里，还原五六世纪北方民间真实的信仰图景。读者最在意的，正是这种"从下往上看"的姿态：它让你看到，观音之所以在平民中盛行，不在于玄妙的佛理，而在于水灾火灾、被虏被押时能"立竿见影"地解难；也让你意识到，轮回、地狱、来生这些如今看似天然的概念，其实是外来观念与本土祭祖伦理激烈碰撞的结果。它适合那些厌倦了宏大叙事、想看清"佛教究竟如何渗入日常"的读者——尽管有人诟病其结论偏于草率，但这份问题意识与材料创新，至今难有替代。
作者简介
侯旭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系主任、教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以造像记为核心史料，自下而上还原北朝民众真实信仰。
- 揭示佛教如何改变民众生死观，从现世追求转向来世归宿。
- 探讨民间信仰与僧团互动，推动佛教本土化及宗派形成。
读者共识
- 史料运用极具开创性，拓展了中古史研究的视野与边界。
- 自下而上的视角独特，但部分结论被指缺乏细节推理。
- 作为早期博论，其问题意识与材料处理方式备受推崇。
精彩摘录
- "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鼎盛的时期。僧尼人数，北魏末年有200万，北齐时有300万。全国佛寺，北魏末年有3万所，北齐有4万所。这数字是惊人的。当时全国在籍人口也只有两三千万。僧尼人数占户口人数的1/10左右。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和尚或尼姑。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善男信女膜拜在寺院周围。 五六世纪（南北朝后期），每一个寺院都是它所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它们大都占有广大田园，有丰饶的财产、人力、物力，经常参与社会救济活动。北魏曾特划一部分州郡编户为僧祇户，每户收60斛粟，归寺院掌管，灾害年赈济饥民（《魏书·释老志》）。唐代寺院还有悲田坊、养病坊之设，以赈济和收留贫穷废疾之人（《唐会要》"
- "侯旭东同志这部《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以造像记为中心的考察》又为中国佛教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以造像记的材料研究探索五六世纪北方人民大众的心态和对佛教的信仰。 在建寺活动中，皇帝建最大的庙，大官大富建大庙，小官小富建中等庙或小庙。一般人民群众建不起大庙就建小庙，就造像。不能说达官大富不造像，但从造像所留下的材料看，造像常常是群体活动，许多人造一个像，一村一邑造一个像，几百人、几千人同造一个像。这里面有一代社会风气和宗教的因素，但不能否认这和造像者的经济条件有关系，甚或可以说“穷”是主要原因。 因此，我们可以说，造像记里所反映的是一代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心态。它有同于大人先生"
- "《冥祥记》所载与《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崇真寺条所记惠凝入冥事大体一致。后者亦是暂死入冥，先由主者阎罗王依个人生前行业审判得善报者生天，得恶报者入黑门。自此看，南北方对冥间内容的宣传并无实质性差别。下列分析亦适用于北方。 游冥间传闻宣讲的天堂地狱苦乐报应，其基本框架采自印度佛教的观念，具体说来有如下三点。 首先，生时行为、思想善恶决定死者归宿乃是印度佛教的说法，为本土所无。在本土观念中，人死后的归宿是固定的，与生前行为无明显关系；佛教则不然，其看法大体是“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 其次，关于死者归宿的名称，如“地狱”概念亦非中土所有，乃袭自佛典。中土关于地下有多种说法，如黄泉、"
- "据《普门品》，众生遭遇到四类苦难可得到观世音解救：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被杀、被扭械枷锁、经商遇难等社会性苦难；个人的情欲，如淫欲、嗔恚、愚痴等；遇到罗刹、夜叉等吃人的鬼怪。能遭遇到后两类苦难的人极少，传闻所讲以解救前两类苦难为主，多宣扬诵观世音“火不得烧，舟行遇风浪得脱，被虏被收押而脱免”。正如楼宇烈先生所云，观世音菩萨信仰主要是在于解除现实生活中的实际苦难，且这些苦难大都迫在眉睫，危险万状，刻不容缓，而观世音显灵也往往是立竿见影，当下解除危难，因而广为民众接受。特别是对平民百姓来说，天灾人祸威胁打击更大，现实危难更经常降临，且更易处于孤立无援、束手无策的境地，故平民中观世音崇拜更盛不足"
- "工艺之外值得注意的是，造像者越到后来越重视造像的日期与放置地点。他们选定的造像日期集中在某些特定的日子，如二月八日、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的情况越来越多，笔者搜集造像中造像日期为上述三天者分布如表C1-1所示。 表C1-1 造像日期统计  这三天分别是释迦出家日、释迦诞生日、盂兰盆节。三天之外的其他日期造像的分布很分散。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是信徒已经注意到这三天不同寻常的征兆。他们渐已开始按照佛教年历把一年的日子加以区分，懂得哪些天具有重要的佛法意义，并开始趋向于更多地选择这些天作为造像的日期。 此外，南北朝时期生者为死者追福，按七七做法事的风气渐流行，为亡者造像日期也开始与七七法事挂钩。七"
- "佛教传入前，本土流行人死“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的观念，死后归宿确定，人们很少对此投注心力。死去的祖先与子孙后代以祭祀为纽带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子孙按时以酒食玉帛等物品享祀祖先；另一方面，祖先则保佑子孙免殃除咎，获得福祉。双方的关系是直接而互惠的。东汉早期人们一般认为“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祸”，“死人有知，鬼神饮食，犹相宾客，宾客悦喜，报主人恩矣”。东汉末亦流行“凡祭祀先祖，所以求福”之说。这种观念不仅见于民间，亦支撑着皇家宗庙祭祀。《续汉书》卷九《祭祀志下》注引丁仪《汉仪》所载桓帝祠恭怀皇后祝文及皇后嘏辞赐皇帝福，正体现了这一点。西晋皇帝祠庙祭祀演唱的歌词中折射出的同样是这种观"
- "可以从六个方面概括以上的讨论。 其一，信仰上，五六世纪不少佛教观念在北方普通信徒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们中流行着多种崇奉对象，且不断处于起伏变动中。具体说来，释迦、弥勒、观世音是当时影响最广的尊像，除观音信仰较稳定外，北朝后期释迦、弥勒崇拜渐替。思惟、多宝一度流行，阿弥陀、卢舍那北朝末影响渐起。“西方三圣”北朝时影响不大。六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崇奉对象变化最剧烈的时期。地域上，释迦、弥勒、观世音及像、石像崇拜遍布北土各地，而卢舍那、思惟、玉像等似乎多流行于部分地区。不同背景信徒崇奉对象上也有差异。释迦、弥勒盛行于官吏、僧尼中；平民背景信徒中崇拜佛教色彩较淡的像、石像及玉像的风气更盛，观世音也更受他们"
- "其二，追求上，由造像祈愿看，奉法后信徒的人生取向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重大变化。两汉时期占据人们头脑核心位置的现世追求，如长寿、富贵、子孙繁茂、仕宦速进的地位已弱化，不再是五六世纪佛教信徒关注的焦点。传统对死亡的惧怕、排斥态度也一变为正视死亡，乃至超越死亡去追求来生的幸福。特别是与个人死后来生有关的问题上升为人们注意的中心，死后归宿如不坠三途、生天、托生西方净土、净土等是信徒考虑的热点问题。这种人生取向的转变，大大拓宽了思考的空间，使人们不必过多地纠缠于现世幸福与否，更多去留心死后的命运，更具虚幻性，也更具吸引力。祈愿中亦透露出信徒两种较普遍的倾向：一是渴望依靠外力获得解脱，值佛闻法与龙华会首的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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