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于它捍卫启蒙，而在于它把手术刀对准了启蒙阵营内部。许纪霖对新左派的批判，并不少于对自由派的审视——这种"两面开火"的姿态，恰恰是它区别于多数立场先行著作的关键。读者在短评里反复提到的，正是这种"不站队"的诚实：当新左以化约主义把复杂现实归咎于单一根源时，作者拒绝给出自我满足的整全方案。书的后半部对国家主义的集中批判，被不少读者读得"酣畅淋漓"，但也有人质疑其"不接地气"、过于依赖理论论战。它适合这样的人：不满足于记住几个思潮标签，而想看清90年代那场思想论战背后共同的"启蒙家族徽记"；也适合对"自由是否必然通向民主"这类问题较真的人——书中对消极自由与威权可以共存的警示，颇具冲击力。
作者简介
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高级访问学者。近年来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梳理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启蒙运动的分化与内在紧张
- 深度剖析新左派与自由主义论战，批判反启蒙思潮
- 主张继续启蒙路径，融入主流文明以实现民族复兴
读者共识
- 对近三十年思想界脉络梳理清晰，具重要史料价值
- 部分读者认为其脱离经济现实，陷入精英式理论空谈
- 观点引发两极评价，有人推崇其勇气，有人斥其偏颇
精彩摘录
-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文化认同本来是一人应该在知性实践中进行探讨、实现重构的问题。但是，反西方主义思潮的出现，将这一相当复杂的文化/知识问题简单化、机械化和意识形态化了。文化认同不再是理性认知的结果，而只是一个答案泾渭分明的立场选择。自然，反西方主义思潮并不是一种粗糙的情绪或情感，由于其代表人物受过良好的现代学术训练，因此他们的观点不乏理论的支撑。不过，无论他们的论证过程是如何的复杂，其结论却无一例外惊人的简明：西方主流话语问题多多，必须到中国的历史或现实中去寻找文化认同的对象。于是，古老的“不争文明”、毛泽东时代的鞍钢宪法、当代中国的乡镇企业以及小康社会都被一厢情愿地理想化，成为反西方主义思潮构"
- "本来具有清明理性的知识分子急于重建文化认同，急于要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知识结构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就像80年代的他们匆匆宣判中国文化的死刑、热情召唤西化一样，到90年代又反其方向而用之，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虽然在对西方和中国的立场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但其内在的逻辑无疑是惊人的一致，也就是将中国与西方置于一种机械化的二元性位置加以理解和选择，并在此基础上匆匆重建自己的文化认同。在此心态催迫下，认知层面上的天真、疏漏和想当然也就丝毫不奇怪了。 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之中，文化认同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但是，如何进行文化认同即文化认同的方式，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人们一谈到认同的"
- "……如果说80年代的启蒙者对中国和西方的文化传统的了解是整体主义的、混沌笼统的话，那么，到90年代，随着国学热、新一轮翻译西书、留学海外的中国学者加入中国思想界和知识体制的专业化、学科化，知识分子们对中国文化和西方知识内部异常丰富的思想传统和知识结构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面对各种互相冲突、皆以“新”为标榜的思潮，知识分子的理论背景也迅速发生分化，形成一个个拥有各自知识场域（杂志、会议、体制化空间、文化资本、知识出身和生活惯习等）的知识共同体。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各个共同体之间所借助的知识结构变得不可通约，无法形成有效的对话，乃至缺乏基本的相互理解。这样，一旦形成争论，虽然具有共同的关怀，但各自所借"
- "……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论争基本上发生在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都是意识形态之争，双方的思想都带有启蒙的整全性预设。……他们认为中国的危机是整体性的，因此热衷于以整全性的方案提出问题。与整全主义的思维方式相适应，他们认识问题的方法又是化约主义的，也就是将当代中国复杂的现实问题化约为一个个根本的或终极的原因，或者归咎于市民社会不发达，缺少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理论），或者是政府的权力太大，缺乏市场的自由（自由主义理论），或者是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逻辑（新左派理论）等等，皆是如此。90年代的不少知识分子依然以意识形态的立法者自居。当各种主义以一种不容置疑的自信，以化约主义的独断，提出一个个自我满足的整全性解决"
- "在当代中国，只要不涉及公共事务和威权主义的统治，私人空间的自由都是容许的，而且是被鼓励的，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发财的自由。所谓的“消极自由”包括个人的言说权，只剩下与个人功利有关的那些利益，但一涉及公共事务，就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国家，还是民间，都一再鼓励和宣传这种“过度的私人化”意识形态，也就是将自由大大消极化、严格限定在私人领域的意识形态。 格雷……指出……“……个人自由与大众民主至少偶然凑合在一起，而没有必然的联系”。这表明，如果仅仅有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可能完全与政治民主无涉，相反，倒是可以与威权主义统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哈耶克也特别说明过：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是威权主义，自由主"
- "现代的公共意志，是一个非道德性的政治价值和政治观念。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公共意志，包括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舆论，是对日常公共政策和公共选择的公开讨论和理性论证。虽然它提供了政治决策的合法性基础，但并非必然成为政治共同体的公共认同。实质而稳定地提供政治共同体一体化目标的，是狭义上的公共意志，也就是罗尔斯所说的公共理性。它除了一组关于政治的最基本、最核心的正义原则之外，还包括公民运用这组观念时必须遵守的理性推理规则和公共“质询指南”。罗尔斯特别指出，在“商议民主”之中，除了宪政民主制度架构之外，还必须有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公共理性观念。"
-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 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 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a)例证1 探寻体制改革"
- "中国的历史主义者似乎与子安宣邦、酒井直树这些日本左派学者不同，他们批评西方的炮火，不是瞄准以富强为导向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这方面，反而令他们惊羡不已——而是靶指自由民主的启蒙价值。"
目录
用户评论
用一句话概括许纪霖的观点：在中国倡导“现代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一种“家族相似”现代性，它既非本质化的，又不致陷入虚无主义。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它都让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追寻了多少年！
算是把近二十年争论的理论因素说清楚了，比较清晰。但是可把内容中复述政治哲学的内容删去一大部分，书会更贴题、更精简。
对新左派与保守主义联姻的分析很透彻呢，明显受到了伯林的影响。
大致一翻，抽空细读。带有问题意识的78年以来的中国思想史。
这书好看到什么程度？举个例子而言，它极大地提高了我专业阅读的速度，而以看一本小说的速度搞定了他。而且还不过瘾！
游士不能把自己當成士豪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自由主义民主与共和主义民主，自由派与新左派，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历史主义与虚无主义。撕逼与扯蛋，八仙过海与牛鬼蛇神，之后是铺天盖地的国家主义。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致敬半先知，痛兮神预言。
读了大半可算作综述。然而存在的问题在于，从启蒙内部重新寻找启蒙的更具整全性的定义，最后找到约翰·密尔和康德，这就像哈贝马斯“驱使”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在何种意义上这发生在观念内部，以及与现实的张力是否又会被简化为压抑—被压抑的图式？而驱使或驱离如果不够决绝，就理论而言未必能够足以真诚欲望，也就容易自我重复。而自我重复本身也并不是尴尬的，莫如说这种尴尬如何能够成为问题，这种问题作为透明与障碍，是否能被承认为欲望。
酣畅淋漓。几处评价新左派的表达又准又损：“一厢情愿”、“似是而非”、“选择性的遗忘与记忆机制”。对韦伯思想内在张力的分析很有启发。遗憾的是对“神魅化的国家”、“国家理性”的论述不多。
对我而言是本启蒙的书，康德说启蒙就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
本书是个提出问题的书，在改革的开始，大家目标一致，经济先搞起来。但是有点富了之后，就开始吵了，下一步怎么走。作者否定了自由主义，国家主义，赞同在普世价值上同时能有民族特殊性，可是并没有提出全套理论和制度建议。要回答这个问题，感觉没有二三十年不行，可是这个问题又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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