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僭政

科耶夫：一个政治家，不管他是不是僭主，他就是不可能采纳“乌托邦式的”建议，因为他只能在当下行动，他不能考虑那些与具体现状没有直接关联的观念。所以，为了得到听取，哲人将不得不给予关于“当前的事”的建议。但为了给予这样的建议，一个人不得不每天紧跟当前的事，因此就不得不搭上所有时间。可这正是哲人不想做的。就他作为一个哲人而言，他甚至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意味着放弃使他成为一个哲人的对真理的追寻，在他看来，惟赖于这一追寻，他才真正有资格成为僭主的哲学劝谏者，亦即成为一个有权比“未入门的”劝谏者享有更多不同礼遇的劝谏者，不管“未入门的”劝谏者可能多么理智和有能力。 施特劳斯：古人有关哲学生活的教诲是一种关于友谊的教诲，哲人作为哲人需要朋友。 换言之，僭主作为哲人的朋友，会被帮助也一定需要被干预。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争论，说是二十世纪意义最重要的争论之一应该不为过。争论沉思与实践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哲学和科学（政治）的生活方式。这里也列一下吧，施特劳斯和沃格林的争论集中在启示和理性，他和伽达默尔的争论看上去是阐释方法，背后是历史主义的争论。施特劳斯确实，如果说政治哲人必须将自己置于冲突中发展和深入，他是个合格的政治哲人。不过看通信语气，他和科耶夫真要好，和沃格林就不失礼貌，对伽达默尔似乎就露出不屑了。最后想说，他和科耶夫通信让我吃到一个瓜，那就是克莱因娶到了胡塞尔的儿媳妇。这句话我想了半天…

主要是最后部分的争论。

原本想写个长评，非禁我三天，也不想写了。简单一说结论吧。施特劳斯的阅读强在清除别人的浅薄见解，弱在正面立论，太依赖自己在理解上的整体性预设。 施特劳斯有一个哲人观，科耶夫有另一种，小疯师实际上是科耶夫式哲人，只不过他不相信科耶夫的目标，而是施米特式的目标。他对施特劳斯的引用是出于策略性需要，甚至是某种障眼法，因而是极不真诚的。 仅从理论构想上说，科耶夫放弃共产主义设想，改讲普遍同质国家，这是一个致命性的错误。谁非说科耶夫=马克思，非蠢即坏。 最后，施特劳斯到底懂不懂纯哲学，我很怀疑这一点。科耶夫很厉害，应该引进他写的几本古代哲学著作。

施特劳斯的回应真有意思，明明是回应沃格林和科耶夫两个人，但对沃格林仿佛无话可说，却愿意和科耶夫促膝长谈，结尾的地方还不忘倾诉衷肠。明明从表面上看，施特劳斯跟沃格林应该更有共同语言才对，果然哲人只能和哲人成为真正的朋友？

科耶夫的评论太天才了。另外，始终感觉施特劳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即如果按照科耶夫的历史哲学叙述方式，最后的历史终结何尝不是一种哲学之治的表现？当然施特劳斯的文章有点艰涩，还是需要再读。

富有教益，尽管科耶夫和施特劳斯两个人中任何一个人都有一些我所不能接受的看法，但是这场对话产生的东西是丰富的。

整体的阅读感十分舒畅。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个人政治观点确实是贫瘠得很，但他们的文本洞悉能力令人佩服，受用的地方太多了。

施特劳斯和科耶夫的分歧引人注目。我希望能在第二次阅读的时候将这个分歧与《论僭政》主体部分一起总结出来 除此之外，施特劳斯与科耶夫之间的书信来往也非常有意思。他们对柏拉图对话的讨论非常有启发性，可惜的是没有见之于书。二者的友谊也很令人感动，字里行间传递着一股令人动容的温馨和认可。科耶夫似乎一直没有拿回他的那封信，他在华尔的经历也让人不禁莞尔。最后，二者的经历同样彰显了他们在相同问题的不同看法：科耶夫转向了政治，而施特劳斯从未离开芝加哥。

从哲人是否从政引出哲学与政治的关系 科耶夫认为哲人从政是可能的，施特劳斯则持否定态度。这样的施特劳斯与我们熟悉的那个“阴谋家”施特劳斯相差甚远，无怪乎高赞说刘小枫更契合科耶夫，对施特劳斯的运用是工具性的。然而哲学与政治相矛盾，不代表哲人不能以另一套方式与政治发生关系。 科耶夫论证清晰逻辑晓畅，较施特劳斯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