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科的奠定

胡翼青

出版时间

2012-03-01

ISBN

9787500087908

评分

★★★★★
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之前,你或许以为它又是一部传播学史。读完便会发现,胡翼青真正要做的是「祛魅」——把教科书里被供奉起来的「四大奠基人」和「五W」神话,重新拖回它诞生的历史现场。作者刻意不写编年史,而是从1922、1935、1949等几个横断面切入,追问一个尖锐的问题:传播学之所以长成今天这副实证、效果、量化的模样,究竟是天经地义,还是被统治阶级对学科资源的调控悄悄划定了边界?读者最见仁见智的,正是这份「意识形态不中立化」的立场:有人盛赞它犀利酣畅、打开全新视角,也有人苦于隔三五行一大段引证、读来头疼。它不适合寻求轻松通识的读者,却适合那些愿意追问「知识为何如此成型」的人。
作者简介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著有《中国传播学三十年(1978-2008)》、《再度发言:论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等。
AI导读
编辑书评
  • 本书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破坏性重建”的勇气。它不仅仅是一部传播学史,更是一次对学科本体论的拷问。胡翼青通过剥离附着在施拉姆及其 predecessors 身上的神话光环,赤裸裸地展示了学术建制背后的权力运作机制。与同类著作相比,其独特之处在于拒绝平庸的中立叙述,转而采用一种近乎文学化的激进笔触,将枯燥的制度史转化为充满张力的思想戏剧。这种写法虽遭诟病不够严谨,却极大地提升了可读性与启发性,让读者意识到我们习以为常的“常识”往往是历史偶然与政治妥协的产物。
  • 然而,本书的局限性同样明显,主要体现在论证的平衡性与情绪的克制上。作者在后半段对特定人物的批判有时流于意气用事,削弱了知识社会学分析应有的冷静与深度,使得部分结论显得主观臆断多于严密推导。此外,过度的引文堆砌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作者自身逻辑链条的连贯性。尽管如此,对于希望突破传统范式束缚、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传播学子而言,这仍是一本必读的“解毒剂”。它不适合用于构建基础知识体系,但极适合用于打破思维惯性,重塑对学科历史的认知框架。
核心看点
  • 本书彻底颠覆了传统传播学教材中“四大奠基人”的神话叙事,不再将学科形成视为自然演进的结果,而是运用知识社会学视角,揭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调控社会资源,人为划定美国传播学的边界。作者指出,这种建制化过程不仅固化了实证主义范式,更导致学科陷入自我封闭的发展困境,为理解传播学提供了批判性的历史纵深。
  • 采用非线性的横断面切入法,以1922、1935、1949等关键年份为节点,重构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及耶鲁学派之间的思想纠葛与权力博弈。通过对比李普曼与杜威的民主观念差异,以及拉斯韦尔的思想转型,生动展现了不同学术流派在争夺话语权过程中的兴衰逻辑,打破了罗杰斯式编年史的平滑叙述,还原了学科诞生初期的混乱与张力。
  • 核心论点在于论证“学科即政治”,强调传播学的方法论选择并非纯粹的科学理性产物,而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社会需求与精英意志妥协的结果。书中详细剖析了施拉姆如何整合前人成果并确立学科正统,同时揭示了被边缘化的法兰克福学派及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价值重估问题,促使读者反思当前传播研究范式背后的认识论局限与历史偶然性。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独特的切入视角与批判精神,认为它成功打破了传播学教科书的僵化叙事,提供了看待学科起源的全新维度。许多评论指出,相较于罗杰斯温和的编年史,胡翼青的著作更具思想锋芒,能够激发读者对现有范式合法性的深层质疑,被视为国内传播学研究中难得的具有原创性和冲击力的作品。
  • 争议主要集中在写作风格与学术规范上。部分读者批评书中大量直接引用他人观点却缺乏充分消化,导致文本显得琐碎且中心论点模糊;另有声音指责作者情绪过于外露,后半部分对拉斯韦尔和施拉姆的批判近乎人身攻击,有失学者风度,甚至被戏称为“炮打祖师爷”,影响了论证的客观性与严谨度。
  • 尽管存在形式上的瑕疵,多数资深读者仍肯定其核心价值,认为本书是理解美国传播学本土化及学科建制化过程的重要参考。共识在于:这是一本需要“带着问题意识”去读的进阶著作,其价值不在于提供标准答案,而在于通过激进的史料重组与理论阐释,迫使读者重新审视传播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历史合法性与方法论边界。
目录
丛书总序
序学科与问题
导读:我们从美国传播学科史研究中读到什么?
导论
19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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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男神!
关于这本书 足以写一篇千字的书评了,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写。想说的是 果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罗杰斯写的再八卦 再引人入胜 终不过是站在美国传播学主流价值体系内部为施拉姆所构筑的传播学版图摇旗呐喊。而透过本书我知道了在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渐渐小时以后,也是在动荡的60年代以后才渐渐被人们重新发现他们的价值。但是已经奠定下来的学科边界无法打破。所以传播学本身就是一个批判学派和实证主义相爱相杀 充满矛盾的领域。
黄旦老师的在序言里讲的话是对这本书特别准确的评价
清晰易懂敢批判,感谢胡翼青老师。年份都是障眼法,其实就是建国元勋芝加哥学派的退场&哥伦比亚百年一遇的双子座流星雨&阿多诺的美利坚伤心之旅不是拉扎斯菲尔德的错&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大家来找茬&拉斯韦尔的中年危机&万事俱备只欠施拉姆&没能被施拉姆记住的元老李普曼&不赚钱不讨喜的CCCS的灵魂发问:传播学科会有春天吗?
胡翼青是那种立场鲜明,极具风格性的学者,据说在南大颇受欢迎。从长长的导论便可看出胡试图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重建知识主体,站在批判的视角还原传播学作为学科奠定的本来面貌,而这也决定了其这种从横断面切入不同于传统编年史的写法。以重要的时间点来编织整个传播学的原初生态,用讲故事的方法增加学术思想史的可读性,这样的野心与魄力是不得不让人佩服的,只是最后呈现的文本似乎还可以更好一点。无论如何,胡翼青很好地做了一个“祛魅”的工作,破解了施拉姆、拉斯韦尔、四大奠基人等的神话,四大学派起起伏伏,专家和自由知识分子的恩恩怨怨无不与背后巨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有关。学术与权力的交织共同缔造了传播学。文末所提到的“学科二重性结构”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传播学的未来。PS:黄旦和王怡红的序言以及胡的后记值得一看。
美国传播学在各种教科书中已经被转化为“五W”理论、实证研究方法、效果研究以及四大奠基人的神话,然而却没有人追问它为什么以这样一副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本书站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从进步主义终结的20世纪20年代开始,通过解读李普曼、杜威的民主观念,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的兴衰,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以及它与法兰克福学派、耶鲁学派之间的纠葛,拉斯韦尔的思想转型,讨论了1949年传播学科在施拉姆手中成型的整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通过对学科建制所需社会资源的调控,借助当时的传播研究群体确定了美国传播学的边界,并也因此将其推向学科发展的困境。
拿起就不舍得放下的那类书
听老胡拷打施拉姆和他绘制的学科神话,比《再度发言》更带劲。所谓“批判的知识社会学立场”,或许也是曼海姆构建的一种另类神话。“想为传播学找一个既能被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和鼓励,又能不断进行学术创新的学科框架是根本做不到的事…然而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愿意像西西弗斯那样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原点,对传播研究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重新阐述和定位,同样表达出我们的无奈与希望。”很久没读传播学的书,以此作结四年与“传播”的爱恨纠葛,也还蛮贴切的。
哎那些呆在图书馆艺术区的日子………
虽然以知识社会学的方式破除进化论的线性史观,从结果来看只是从一种明显的决定论转向了另一种隐晦的宿命论,但将断裂性的事件作为叙述的主体,即便在当下看来,也无疑是一种史论叙述中极具创见的选择。 诚然,书中“传播学科与意识形态合谋”的历史决定论视角的确有待商榷,但或许从一个读者的角度看来,本书的可贵之处或许不止在于(甚至不在于)用意识形态的砖块搭建学科的边界,而是在于对传播学自身学理“原罪”的去蔽:当传播成之为哥伦比亚与耶鲁“学”,而非芝加哥的“哲学”与法兰克福的“批判”时,其背后所耸立的意识形态绝非仅是政治的阴云——它代表实证科学与治理术的自然融合,代表战争对传播学理的征用与扭曲,代表学科壁垒对资源的控制与想象力的扼杀。 或许,我们都应该像黄旦老师一样,在终末问出:so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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