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导读
核心看点
- 聚焦晚清至1930年代史学变革
- 剖析梁启超、钱穆等史家思想
- 揭示经学向史学过渡的内在理路
适合谁读
- 历史学与思想史专业研究者
- 对中国近代学术史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传统与现代转型的知识分子
读前提醒
- 本书为五篇专题论文汇编非通史
- 建议结合原典阅读以加深理解
- 注意区分理念倡导与史学实作
读者共识
- 文笔流畅，起承转合如水流般自然
- 视野深邃，对史学名著解读有新意
- 深得余英时治学精髓，逻辑严密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由廖平到蒙文通，捍卫传统的方式显然是有所不同的。经学家的廖平要把“理想”与“事实”合一，要把“研究”和“应用”合一，要用经学指导人们未来“应该”如何。作为一个史学家，蒙文通在晚年的《孔子和今文经学》中批评他的老师廖平“虽然把理想的制度保全了，但却把真正的三古制度搞得混乱了” 。从“理想”到“事实”之间，蒙文通走了漫漫长路，他的成名著作（《古史甄伪》）旨在呈现历史“事实”，把一个用美德铸成的黄金古代拆散了，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仍不忘保全某种程度的理想价值。在放弃了经学式的信仰，在菲薄圣人讥短汤武之后，他仍然回过头来，以一位现代史学家的身份重新估定儒家的价值。"
- "所以当后来耗费大量人力整理这批档案而无石破天惊的新发现时，傅斯年会有所感叹，李济遂询以：“难道先生希望在这批档案内找出满清没有入关的证据吗？”</"
- "兹引一列。1929年10月23日李济致傅斯年函：“今日休息，却受了一阵闷气，因为要向地方上的'要人'表示好意，联络感情，所以同此边高级中学校长请了一桌客。请的时候为正午，等到两点半钟才到。这位县长是初次见面，却把我们的事 —— 按，即在安阳挖掘纠纷之事，一句也没说，只带了五个马弁，吃了一阵，扬扬而去，'余今日乃知xx之尊也'。”"
- "我们之所以能有机会讨论这个问题完全是拜新史料之所赐，使得埋藏七八十年的一段曲折可以重见天日。在《胡适秘密书信及遗稿》中有钱穆的四通信，他们开始于1930年夏，结束于1931年夏，其中第一通是钱穆要求胡氏为其考证先秦诸子之书（即后来之《先秦诸子系年》）作序推介。从这封信的内容可以推知，胡适先是为丁文江之弟丁文治可能补考向钱穆关心，钱穆回答说：“其令弟丁文治已以平日积分，酌定等第，可免补考”，接着说“拙著《诸子系年》于诸子生卒出处及晚周先秦史事，自谓颇有董理，有清一代考史记、订纪年、辨诸子，不下数十百家，自谓此书颇堪以判群纷而定一是。。。幸先生终赐卒读，并世治诸子，精考核，非先生无以定吾书，倘蒙赐"
- "先说情绪上的原因。钱穆归纳他与胡适的交往，用了一个古典说：“颜斶见齐王，王曰斶前，斶曰王前，终不前。”胡适这位名震全国的学者未能积极回应钱穆，或许不以为意，日记上也全未提及，但对一个自负的青年造成了心理的屈辱，这种屈辱感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已经发生了，现在为一篇序文再度涌现。"
- "有意思的是钱穆对胡适的一些猜测，也都透露出羡妒交加的情绪。胡适的一些未必有意识的举动，钱穆都以相当曲折的方式加以理解。在这一次见面时，胡适因未携带自己的刮胡刀而坚持不肯留宿，让钱穆觉察到一种新知识领袖的傲慢，而即将分手之际，胡适匆匆撕下日记一页写了自己的地址给钱穆，后来胡适也未曾主动联系，令钱穆感到相当失望。失望其实正是看重的表现。"
- "1912年，教育部宣布废止尊孔读经，其影响固然不可过度夸大，但亦不可小看，制度性的规定毕竟产生大规模的影响，读经已经不再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前提。而1917年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对经学所蕴含的价值体系施予最有力的抨击，“覆孔孟，铲伦常”的口号，影响异常深远，古来相传的种种正统观念彻底动摇了，划分知识群体的标准是“传统的”或“反传统的”，“中国的”或“西方的”。另一方面，随着新学制的建立，学术分科化，大学中的经科已成为众多人文学科之一，其任务与传统经学不同，它不再是生命的学问，而是成为众多学问领域的一种。从辛亥以来经过十多年，至少在主观层面上，人们觉得自己与“过去”应该是断裂的，不应该是延续的，断裂产"
- "老梅说： “《学衡》出来了，老胡怕不怕？” 老胡没有看见什么《学衡》， 只看一本《学骂》！"
作者简介
王汎森（1958— ），台湾云林人。中研院院士，史语所所长。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王汎森（1958— ），台湾云林人。1980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1983年台湾大学历史研究所毕业，旋即入伍服役。1985年任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87年，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博士班。199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同时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开始任教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及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1998年，升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99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1985）、《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7）、《Fu Ssu—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2000)、《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01）。（主要著作有：《章太炎的思想》（1985）、《古史辨运动的兴起》（1987）、《Fu Ssu—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2000)、《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2001）。
目录
用户评论
书中收录作者五篇文章，都是从不同的侧面，或总论或个案地去考察近代中国传统史学的转向问题。前两篇文章从概念和史观来重新思考新史学的建立与新史观的输入。“什么可以成为历史证据”一文的切入视角和论证方式都显得别具一格，从习见的史实发掘出不同的意义。而对蒙文通和钱穆二人的个案研究，也都对如何理解二者的史学立场以学术历程的转变有提纲挈领之效，尤其是对钱穆的论述还旁及同时代史学界的其他面相，是一篇大手笔之作。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作者所欲解决的问题远非这本小书能够完毕，一如作者所言：“如果我们把视界放宽到整个时代的历史意识，及它们与政治、社会的复杂互动，则有一个相当广阔的园地摆在眼前。”确实，近代学术史，还大有可为。
历史学的论文原来是这个样子。
书名给人的第一感觉，貌似会分门别类地总体介绍近代中国的史家和史学，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它是一本文章汇编，汇集了王先生不同时期的五篇文章，而它们都与近代中国的历史学家、历史学有关，每一篇文章实际上都是一个专题的论述，是通过史家与史学来论证某些结论性的观点。书的内容十分丰富，信息量很大，作者眼界深邃，不但让人了解到了许多并不熟悉的史实，更重要的是让人在对中国史学于近代的变迁有了一个广泛的认知，并且深刻体会到了民国时期整体的学术状态，实为受益颇多。
視野與敘述都堪為學習的模板。
钱穆-余英时-王汎森，一脉相传，有同有异，求同存异。
《概念》《史觀》《過渡》分疏概念，描繪圖景，多有理致。《證據》稍嫌流於「五大發現」之二三者的羅列，所論多已爲文獻學、考古學的基礎論著、入門課程、流行隨筆、網絡普及所充分言說，在當下已成爲被反覆強調和舉例的學科常識。換言之，在這個議題上，學術本體過於清楚明白，學術史把濃霧點綴上去的努力自然不堪一擊。這與《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一定相似性。此文附錄聚焦於何日章挖掘甲骨一事，提升到清季民元尤其北伐後央地關係及文化機構間博弈的層次來看待，並舉同類典型例證，則如頓起奇峰，眼光很足欽佩。《錢穆》點出新學背景和東南文化兩端，遂及錢氏與諸派別之分合，能見真知。究其大旨，守舊者無論已，至如保守之能爲保守，正由於有革新的存在，無論邏輯意義上的認識，還是現實意義上的行動，革新纔是一個時代的根本。
补一些知识
自成一脉，大家风范，有独到的问题意识，虽为论文结集而无散乱之弊。手头没有增订本，五篇增订的文章找到了四篇电子版，收集起来有空拜读，暂且先标一下旧版。窃以为数篇论文有三旨一以贯之：其一，注重社会主流价值与史观的“大变”，如“三次史学革命”、“线性史观”的建立与“民国学风”的“价值层级”；其二，注重新旧演变在具体人物与史学实践中的展现，窥一斑而知全豹，论述梁启超、廖平、蒙文通与钱穆都颇精彩；其三，注重近代史学的空间性，关注学术地域中心与主流文化同地域文化的交互，如关注北京学术圈的“三种力量”、关注河南地方文化与中研院新派的冲突、指出“东南学风”之“桐城渊源”、重视主流文化渗入教育体制对地方学风的压制等。佩服。
王汎森的书，常读常新！
读过线性史观一篇，好玩的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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