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是关于中国经学史的论著，首次结集。按照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设计，收入本书的论文限于十篇。本书的内容包括小引、简说中世纪中国经学史、中国经学与中国文化、从文化传统看中国经学、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儒术独尊的转折过程、《论语》结集脞说、汉学与反汉学、晚清的经今文学、重评《新 学伪经考》、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附：中国经学史选读文献提要等内容。
朱维铮。 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壶里春秋》等。编辑校注《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马相伯渠｝）、《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等。曾长期主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辑，并主编《学术集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十种。《传世藏书》经学史类二十一种、诸子类五十种。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严格界定经学为中世纪统治学说，强调其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与强制性，指出经学一旦与统治阶级利益结合便具有神学外壳，任何击破尝试往往导致对其再度修葺，揭示了经学在维护君主专制中的核心作用。
- 作者秉持“学随术变”的研究立场，深入剖析经学演变背后的政治动因，揭露历代学者如何通过解经迎合政治形势以自保或攀爬，批判了传统经学史研究中忽视权力运作、盲目崇拜学术正统的倾向，视角独特且具颠覆性。
- 书中详细梳理了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及宋学的派别特征与流弊，指出今文学功利狂妄、古文学烦琐、宋学空疏，并澄清汉代独尊的儒术实为荀学，揭示了韩非、李斯等法家思想对帝国统治准则的实质贡献，打破传统认知。
适合谁读
- 适合对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有深入研究需求的读者，特别是希望了解经学如何作为统治工具运作、以及学术界如何批判性审视传统经典地位的学者，本书提供了极具批判性的历史视角和理论框架。
- 适合对清代学术、晚清今文经学及近代学术转型感兴趣的读者，书中关于汉学与反汉学、晚清经今文学及《新学伪经考》的讨论，有助于理解近代中国思想变革的复杂背景及学术与政治的纠缠关系。
- 不适合寻求传统经学义理阐释或入门级国学知识的读者，本书并非经学知识普及读物，而是充满批判色彩的学术史论著，读者需具备一定历史学基础，并能接受作者尖锐、刻薄且带有强烈价值判断的行文风格。
读前提醒
- 阅读时需警惕作者强烈的批判立场，其行文常带有情绪化色彩，对历史人物多有诛心之论，读者应保持理性距离，区分其学术考证与个人价值评判，避免被其偏激观点误导，需结合其他史料进行交叉验证。
- 书中涉及大量经学流派、历史人物及复杂学术争论，概念辨析极为严格，如经学、儒学、孔学的区别，读者需耐心梳理其逻辑脉络，切勿因作者尖刻语气而放弃阅读，其背后蕴含的史料支撑与逻辑推演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 建议配合周予同等学者的经学史著作对照阅读，以获取更平衡的历史视野，本书虽在批判专制意识形态方面观点鲜明，但在经学内在学理梳理上存在不足，读者需自行补充相关背景知识，以全面理解经学全貌。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在揭露经学与专制政治勾连方面的深刻洞察，认为其打破了传统经学研究的迷信，提供了批判性视角，但同时也批评作者行文刻薄、充满偏见，对历史人物缺乏同情之理解，导致阅读体验不佳，甚至引发反感。
- 多数读者指出本书并非严谨的经学历史叙述，而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学术评论，作者对经学持否定态度，认为其本质是统治术，这种立场虽具启发性，但缺乏对经学内在学术价值的客观评价，不适合初学者作为入门读物。
- 部分读者认为书中观点虽偏激，但逻辑自洽且史料扎实，尤其在分析清代学术分裂及近代学术转型方面具有独到见解，尽管语言风格令人不适，但其对学术权力运作的揭示仍具警示意义，值得在批判性阅读中汲取思想资源。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周予同将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他说： 这三派的不同，简明些说，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政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P221－P222） ……周先生自己也指出，详密地说来，清代复兴的古文学与东汉原始的古文学有不同，清代复兴的今文学与西汉原始的今文学有不同，元明的宋学与北宋的宋学也有不同。(P222) 既然孔子问题是经学各派"
- "从秦帝国建立到清帝国灭亡，朝代更迭虽多，政权分合虽频，共同的统治形式都是君主专制，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共同的关注焦点便是如何保证这个专制体制稳固与扩展的“君人南面之术”，在西汉中叶后即司马迁首先提示的“以经术缘饰吏治”。（P2） 从中世纪统治学说史的角度清理文献，以期通过体现时地人事诸特征的相关著述，历史地再现中世纪经学的文献行程，在目前更有必要。（P4） 从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的近三百间，经学研究出现了由近及远地否定传统经学诸形态的“倒演”过程。（P5） 经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统治学说应从公元前二世纪晚期算起，以后长期居于统治学地位。这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P8） 在战国时代，自称孔学的真正继承"
- "我以为，中国经学史，属于中国文化传统表现自身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最强烈的那一类观念形态史。因为中国没有欧洲历史上那种表面与政权组织分离的宗教系统，而经学一旦形成某种传统，特别是与治阶级的世俗利益相结合，变成哲学、政治、法学等各种科目的凝聚形式，它就具有神学的外売。当君主专制主义大厦倒塌的客观条件没有具备以前，任何击破这个外壳的尝试，结果只能导致对它再度修葺粉饰，这就是孔子和经学的形象"
- "第7篇 漢學與反漢學——江藩的《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和方東樹的《漢學商兌》 把空間分佈作為學術派分的畛域，始於南北朝。但承認“統一”時代還存在學術的地域部份，則盛于北宋。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使空間差異和學派傳授相結合的編撰形式，成為學術史的楷模。《宋學淵源記》沒有突破這一藩籬，而且比全祖望編定《宋元學案》採取的籍貫分類法，還要粗略"
- "這三派的不同，簡明些說，就是今文學以孔子為政治家，以六經為孔子治致之說，所以偏重于“微言大義”，其特色為功利的，而其流弊為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為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于“名物訓詁”，其特色為考證的，而其流弊為繁瑣。宋學以孔子為哲學家，以六經為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心性理氣，其特色為玄想，而其流弊為空疏。"
- "經學 它特指中國中世紀的統治學說。具體地說，它特指西漢以後，作為中世紀諸王朝的理論基礎和行為準則的學說。因而，倘稱經學，必須滿足三個條件：一、它曾經支配中國中世紀的思想文化領域；二、它以當時政府所承認并版型標準解說的“五經”或其他經典，作為理論依據；三、它具有國定宗教的特征，即在實踐領域中，只許信仰，不許懷疑。因此，所謂經學，範疇較孔學為寬，較儒學為窄。"
- "然而從十八世紀以來的經學史研究，都傾向於承認在西漢中也取得獨尊地位的儒學，其實是“荀學”。 事實上，正是荀況的兩名學生韓非和李斯，分別從理論與實踐兩個方面，為統一的帝國制定了普世性準則。成為中世紀價值系統最後尺度的三綱說，是由韓非完成的。而秦滅六國當年便由秦始皇認可的李斯建議，“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更直接道出了中世紀思想同志的基本取向。直到十八世紀清朝雍正、乾隆父子仍力行不悖。"
作者简介
朱维铮。 1936年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有《走出中世纪》、《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壶里春秋》等。编辑校注《中国历史文选》（修订本）、《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周子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马相伯渠｝）、《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等。曾长期主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的编辑，并主编《学术集林》。《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十种。《传世藏书》经学史类二十一种、诸子类五十种。
目录
用户评论
虽然对中国古典学术的了解又深入了一点，但这本书的马克思主义也太浓了。然而，作者本人也做不到用经济解释经学史，最多化归为政治，可经学家“曲学阿世”给政治做遮羞布的现象在古代就是公开的秘密了，不必马克思主义来告诉我们。
我觉得朱维铮更像是学术评论家，而不是学术家；朱氏学术，早期依傍乃师周予同，中期因主持《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深耕细作而渐成一家，后期流于浮论，文字因西化而艰涩。朱氏自身学术创见不多，但在多种近代学术著作的整理与评论方面成就突出，朱氏虽不肯丝毫表彰经学（甚至有诋毁之嫌），实在是靠经学这碗饭得以厕身学林。有人说朱氏行文刻薄，这话实在不是无的放矢。朱氏很在意师承，颇自矜于章门弟子这一身份。为其所轻视的梁漱溟，其实论起思想，远比朱氏深湛。朱氏胜处在于涉猎广泛，贬多褒少，文字犀利；其缺点也在于此，容易流于狂妄，破大于立。
思路清楚，只是对经学偏见太重，对经学内在学理评析不够。
读的时候尴尬症狂犯，与其说朱维铮是在研究经学，不如说是在开经学的批斗大会。作者沉浸于通过一些后设的概念来俯视自己的研究对象，一直在批判经学，而不是学术研究应该有的平视和透视的视角，从那时的学术情境出发评析某些经学家、经学著作的历史影响、作用、得失；此外，作者执迷于探索实证还原的静态、僵化之“真”，而不去透析历史问题本身形成的动态性，也未曾意识到实证之“真”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这些早就被诠释学揭秘的神话，朱维铮还当成学术真理去信奉，注定是会被淘汰的研究方法论。
哈哈哈一言概括：经学历史上骗子太多，傻子快不够用了……当然这书不是传统思想史辨析字义概念传承的玩法，老头子不care那一套了
部分核心观点如“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来经学史”，过分割裂经、经学与经学史等，是我万万不能同意的，当然，“学随术变”。但正如其所说，文化保守主义或者说传统文化势力不仅退出政治层面，并且转入较低的文化层次。本书虽称之为“经学史”，但并非经学通史，且不以经学治经学、议论纷杂，相比之下，略有不足。不过贬多褒少，难道经学真是“僵尸”？
问题和识见是伴随着的。首先从汉代儒道之争中得出“学随术变”的结论，据此再延长至两千年经学史全过程。这等于是解构了“经学”，把经学变成经术，那经学史自然就应该侧重于研究经学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而非经学理论发展本身，变成了“经术史”。书中的文章都在沿着“学随术变”的思路展开叙事，把儒道之争、《论语》版本之争、汉学与反汉学、清今文经古文经之争等等放入这一思路中往政治上靠，固然能得出许多有识见的观点，比如张禹本受《齐论》，而《张侯论》反是与《鲁论》篇目相同，其中就有谀君的一面。但是，丢失了学术脉络，又总让人感觉立论偏颇，所有学问都是出于政治目的，受到政治左右，似乎不通，而且也忽略了“术随学变”的一面。另外，朱维铮的史学研究深受章炳麟的影响。
在第二讲《尊信与不信》的结尾，作者写道：“我们不能用观念去解释观念，不能将明代文化说成一团漆黑或者将清代乾嘉考证学说得一无是处，如章太炎和梁启超在晚清分别描述过的那样。同样，对于清代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也需要仔细估量它的社会效应，也不能予以简单的否定。”——讽刺的是，全书的基调却是比章、梁更加狂傲激进的一种意气评论。终其一生，朱维铮还是没有走出前半生的时代阴影，他的愤怒，是永远被困在历史里的灵魂迷惘的呐喊。
并非专门写经学史，而是若干独立文章成集。朱维铮四处开大炮，十分快活
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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