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导论》上下；原来分别放置在第一卷与第二卷前面，题为《思想史的写法》和《续思想史的写法》，目的是交代和说明研究角度、资料取舍、写作思路，现在重印，把它们合在一卷，统称《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用“写法”为题；并不是说这里讨论的只是一种写作策略，因为思想史的不同写法背后。总是有不同的观念、思路和方法，写法的改变常常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观念、思路和方法的改变。这里讨论的就是一些关于中国思想史成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方法问题，比如思想史应当如何思考精英与经典的思想世界和一般知识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知识史与思想史之间应当如何互相说明，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或者说基本预设是什么；思想史应当如何改变过去的传统写法和充满训导性的教科书式的章节结构，以追寻思想史的真正脉络和精神；思想史是否应当描述所谓“无思想”的时代，在无画处看出画来；作为历史记忆的传统知识和思想如何在重新诠释中成为新的思想资源，又因此而产生了思想史的连续性；思想史研究中如何看待和使用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等等，最后，《导论》也讨论了在后现代历史学理论渐渐进入中国的背景下，应当怎样理解和限制这种理论资源的意义和边界。
第一卷：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本卷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上古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历史的研究与描述。本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不仅描述古代中国在七世纪以前的最深刻的思想，而且也描述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
本卷改变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
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
这一卷主要讨论的是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其实，现代中国人常常说的，也常常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所谓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传统，应该说，并不是秦汉时代奠基的那种古代中国思想，而是经过唐宋两代相当长时间才逐渐建构起来的新传统。在八世纪的社会变乱之后，由于一统而变得平庸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再一次重新调整自己的思路，重新发掘历史资源，围绕着重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人们借助旧学开出新知，提出了种种问题，终于在传统中求新变，在宋代形成了以“理学”和“心学”为代表的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在经历了“道统”与“政统”也就是文化权力和政论权力短暂分离的历史后，十三世纪前后，中国确立了新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也由于这种观念的制度化和世俗化，在那个时代，形成了古代中国伦理的同一性。可是，经过元明两代，当十六世纪的中国开始从“天下中心” 的朝贡想象逐渐进入“万国”的时代，这种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却渐渐出现了深刻的裂缝，尽管明清嬗代，曾经有一度在表面上弥合了这种裂缝，暂时在公众和政治话语层面上，重建了同一的思想，但是，这种公与私的领域之间已经分裂的传统终于在坚船利炮的压力和诱惑中开始瓦解，特别是1895年中国被日本所败，在愤激的心情和屈辱的感觉下，中国开始按照西方的样式追求富强，从此走上了向西转的不归路，由此激荡出现代中国的种种思想。
葛兆光，清华大学教授。1950年生于上海。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班。已出版的主要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汉字的魔方》、《想象力的世界》、《中国经典十种》、《中国禅思想史》等。
- 本书突破传统哲学史以思想家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转而关注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强调思想史应描述精英与大众思想的互动及连续性。
- 作者引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探讨知识史与思想史的关联，分析古代中国思想的终极依据如天人合一观念，以及考古文物在思想史研究中的价值。
- 全书分为导论与两卷，导论阐述思想史写法，第一卷聚焦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信仰世界，旨在揭示中国传统思想从古代到现代的建构过程及历史脉络。
- 对传统哲学史叙事感到局限，希望从社会文化背景理解思想演变的进阶读者，以及对历史学、社会学跨学科研究感兴趣的学术爱好者。
- 关注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知识阶层与民众信仰互动关系的读者，特别是想打破精英中心主义视角，探索思想史底层逻辑的深度阅读者。
- 对福柯知识考古学及后现代历史理论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应用的读者，以及希望了解思想史写作方法论与史料处理技巧的专业研究者及高年级学生。
- 阅读导论时需重点关注作者对传统思想史写法的批判及新方法论的引入，理解其关于知识史与思想史关系的论述，这是全书的理论基石。
- 注意书中对“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的区分，不要仅关注著名思想家，更要留意普通民众的信仰、仪式及日常知识如何塑造思想环境。
- 面对大量考古文物与文献引证时，需结合历史背景理解其象征意义，避免陷入琐碎细节，同时注意作者对后现代历史学理论的借鉴与限制。
- 多数读者认为本书方法论新颖，突破了传统哲学史框架，但部分读者批评其行文晦涩，概念堆砌导致可读性不强，阅读体验较为痛苦。
- 读者普遍认可其对一般思想世界和知识史的重视，但也有人指出作者在处理宋明理学等具体时期时存在隔阂，实质内容略显薄弱，有眼高手低之嫌。
- 尽管存在争议，许多读者仍视其为理解中国思想史的重要参考，认为其提供了不同于传统哲学史的独特视角，有助于更立体地理解古代思想图景。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我不知道思想史对知识的无端骄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也不知道思想史把自己的视野与各种知识史剥离开来的习惯是怎么来的，有时候人会对一些似乎超越的抽象的哲理或思想十分迷恋甚至迷信，＂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这样的想法，其实常常被人不自觉地当作真理，觉得思想史只有说到这分田地才算纲举目张、一针见血，有时候人会对那些具体的经验知识嗤之以鼻，觉得这些形而下的东西对于思想史都是隔靴搔痒，在相当长的时间中，这种傲慢与偏见成了一些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懒惰借口，也成了思想史陈陈相因的原因。"
- "铜镜之所以铸有如此的铭文，用镜作镜的人之所以相信这铭文有如谶文的应验，是因为铜镜的铜被认为是金精，而镜子的明澈又有特别的深秘意味，据学者的研究，古代中国人对铜镜怀有神秘感，从先秦以来就有，看把镜子当做这个世界的支配者，作为帝王权力的象征而神秘化、神灵化，则从西汉末年谶纬大盛时就已经十分普遍，特别是铜镜是仿照天象而作的，因此它仿佛是天的象征，它的周边所常有的天干、地支名称以及四神、八卦、二十八宿，就仿佛天圆如笠，而“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又使人们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它的“形”与“质”都是以“天”为依据的，因此它具有“天”的神圣意味，也有着“天”一样的不"
- "从僧肇《不真空论》的“道远乎哉，触事而真”到马祖及其门下的“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般若思想中不断瓦解执着的“空”终于与中国文人士大夫心中最向往的老庄的“自然”交汇，真正成了指导人生态度的一般性原则，禅宗也终于经由“屈曲直”的历程实现了“般若的生活化”。 应当指出，佛教是一个以拯救人类灵魂为宗旨的宗教，它所要关心的不仅仅是形而上学层面的哲学问题，也不仅仅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社会问题，也不仅仅是衣食住行层面的生活问题，而是一个既关涉生活，又关涉超越生命的终极意义的问题。从一开始，它曾经悬置了一个充满了光辉与永恒的终极境界，把这个境界称为佛性的境界，这无非是引导信仰者从现实的、短暂的、苦难的世界中"
-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和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剧变、思想剧变的时代中，老子一系道者其实也在寻求一种秩序，且不过他们在寻求秩序时，依据的是史官更熟稔的宇宙秩序即天道”及更易理想化的古代世界“上古”，他们把“天道”推衍到世道与人道，更因为对“无序”的激愤而以“上古”对抗“当下”，还由于对社会理性、文化的失望和恐惧而注意到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他们希望人类回归朴素和安宁，与宇宙及他人都保持和谐，维持人类生存的永恒。 因而在传统知识中衍化出一个全然不同于儒、墨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中隐含了几种可以延伸的思路，一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反社会的倾向，这将引出追寻个人自由或保全个人生命的两种不同结果；一是以内心体验为中"
- "人类学上曾经有所谓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这是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使用过的术语，他自己说，这两个传统还可以被称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和正统文化，通俗文化与学者文化，除此之外，还可以称之为‘科层文化（hierarchic）和世俗文化（lay culture）。 但是，当这两个概念挪用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时，我们就要有些界定和修改，在分析中国思想时，“大传统”并不专指儒道等经典文化，“小传统”也并不专指乡村社会的民间文化，前者也不一定只是在学校与寺庙中传授，而后者也并不一定只是在乡村生活中传播"
- "从皇权所象征的国家（state）、士绅所代表的社会（society）以及民众（demos）这三者的关系上来看，唐宋之间的历史似乎同时呈现出两种趋向。一方面，是国家通过经济政策比如税法的变化、政治策略比如区域行政长官的控制，在促进国家对民众的控制，国家越来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向，国家以及它所象征的法律制度、道德伦理、文明观念在迅速扩张，从中心到边缘，从城市到乡村；另一方面，是由于士绅阶层人数的增多以及它们在社会中权力的膨胀。在世袭贵族时代结束后，重新构建和形成的宗族聚落，使士绅作为国家和个人之间的中介，他们由于考试、仕宦、荫封等等途径，在地方上成为领袖，在与国家协调中，他们也促进着国家的法律制度、"
- "今书肆之书易得，有铜钱数百，即可得语录若干家，取视之，编类整整，欲言性，性之言千万，欲言仁，仁之言千万，而又风气日薄，机警巧慧之子，所在不绝产，被以学子之服，读《四书》数页，则相逢语太极矣，自先圣所删定诗书，已有置之不读，盖无问其他。"
- "在殷墟卜辞中还可以看到各代相当多的“卜人”，仅留下名字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他们应该就是古代中国的第一代知识者。他们的职能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用祭祀仪式沟通神界，用占卜的方法传达神的语言，这叫作“巫”，一方面他们将人的愿望和人的行为记载下来，映证神的旨意并传之后世，这就叫“史”，在“绝地天通”以后的文明时代里，巫史的意义就是在沟通天地人神之间。 由于他们承担了这种职责，所以他们成了职业的思想者与教育者，他们必须了解天地宇宙的结构、变化和徵兆，了解人类的生死、繁衍与健康，懂得与神交通的仪式、规则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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