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翻开此书，最抓人的并非宏大的兴衰叙事，而是作者如何借一方碑石、一块墓志，让沉默的石头开口说话。书中反复出现的德政碑、罗让碑、各种墓志，不是装饰性的旁证，而是被当作与《旧唐书》《新唐书》平起平坐的史料来“对读”——中央如何下指令、地方如何接招、又如何在碑文里把这场博弈包装成心照不宣的默契。读者印象最深的《权力与观众》一篇，正点破了这一核心：政治不止发生在朝堂决策里，更发生在立碑、建楼、展演这套“给谁看”的剧场中。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藩镇割据—皇权衰落”这一结论、而想看清权力究竟如何被表演和协商的读书人。当然，部分读者也直言其论文拼凑之嫌，读前需有耐心。
作者简介
仇鹿鸣，1981年生，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0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2008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参与修订本《旧五代史》、《新五代史》的点校，并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古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士族政治、石刻文献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利用新出石刻资料，重构中晚唐政治运作惯例
- 剖析长安与河北藩镇间的权力博弈与政治默契
- 通过德政碑等景观，揭示中央与地方的互动关系
读者共识
- 史料运用扎实，视角新颖，具有学术启发性
- 部分读者认为评分略高，存在拼凑之感
- 以小见大，深刻揭示了中晚唐政治演变逻辑
精彩摘录
- "不过《尚书故实》并未记载卢匡出镇昭义的具体时 间，吴廷燮系于咸通中后期乃属以己意推测，新见昭义军将李文益墓志云“大中五年，范阳尚书迁洺州防城使”[51] ，疑志文中的范阳尚书即指卢匡，则卢匡出镇昭义在宣宗朝。因 此，咸通五年至乾符初，昭义军确切可考的节帅实际上仅高湜一人。"
- "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在其晚年一方面醉心于自我作古、超迈前王，通过制礼作乐、封禅改制塑造圣王的形象，另一方面，面对异常天变造成的危机，又仓促推行改制，攘除灾异，可以说玄宗晚年的政治氛围既有帝业永昌的自负，同时也夹杂着盛世表象下的虚弱与不安。"
- "德政碑及其附载物成为一个政治景观的过程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通过地方记忆的多次构建与重写逐步成型。 如果说德政碑最初的建立，作为一个政治事件，体现了当时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而在此之后，作为存在于地域社会中的景观，德政碑逐步脱离了最初的语境，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一部分。 当然除了规模较大的碑楼，亦有一些纪念碑仅建有碑亭，但由于石碑本身已经占据了城市空间中心的位置，加之其所附有的政治景观功能，使得石碑及碑楼所在，往往成为一个城市中重要公共事件展演的舞台。"
- "总而言之，无论是纪念碑这一建筑本身，还是围绕其产生的碑楼、等附载的建筑与行动，甚至建造巨碑时对地方的扰动，都会转化为地方文化与记忆的一部分。而巨碑兴建前后的一切事件集聚在一起，共同强化了纪念碑的政治景观效应，诱导人们注目其上，关注巨碑的兴造，其中透露出的政治讯号，传播碑碣上的文字与故事。因而，纪念碑远不仅是一种静止的景观，同样是一种被反复言说的具有流动性的知识与记忆。"
- "卢钧被寄予厚望的昭义节度使生涯刚刚开始便宣告结束"
- "唐咸通中，金、水、土、火四星聚于毕、昴，大史奏：“毕、品，赵、魏之分，其下将有王者。”懿宗乃诏令镇州王景崇被衮冕摄朝三日，遭臣下备仪注、军府称臣以厌之。②"
- "魏征去世之后，太宗为其亲自撰书神道碑，并许其子魏叔玉尚衡山公主，哀荣备至。碑刻石完毕之后，“停于将作北门，公卿土庶竞以模写，车马填噎，日有数千”。即通过拓本的形式，使不能移动的石碑化身万千，将魏征良臣的形象广为传布，亦成功塑造了贞观之治、君臣相得的政治形象。但不久太宗便对魏征心生嫌隙，遂停婚仆碑，魏家恩宠转衰。后太宗远征辽东无功而返，念及魏征旧日谏诤之劳，以少牢祠其墓，复立碑。魏征神道碑的立与仆，与吴少诚德政碑的磨灭与重刻一样，都无声地向观看者传递着政治变化的讯号。在古人的生活世界中，石碑作为一种重要而常见的景观，象征着秩序与权力，是一般民众观察政治变化的重要窗口，这构成了古人知识系统的一部分"
- "与唐前期相比，中晚唐政治的运作更加依赖于惯例与默契，而这种惯例与默契的形成，并不是制度的产物，也绝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代宗、德宗、宪宗诸朝，中央和地方不停地战与和，逐步达成的妥协。 节度使自相承袭是河朔故事的核心，但对唐廷而言，无疑是对中央权威的公开挑战，也是安史乱后双方战争不已的关键所在。但当唐无奈默认了这一故事之后，双方便有了形成新的政治惯例的可能：由朝廷先除亲王遥领，数月后才授节钺于藩镇自行推举的继任者，既保全了河朔故事的实质，又成功维系了朝廷的体面，政治的“实践”与“表达”之间的紧张得到了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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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先评再看系列…瞄了眼目录顺便想起了之前复旦校园里误出的“仇鹿鸣：一位贰臣的生命史”……
想要看到“新唐史”研究
“尽管在论述上更加科学而成系统，但仍不脱历史辉格解释的色彩，即试图将一个已存在的历史现象加以合理化”果然对世界的认识（即“框架”）是先于所谓研究的。
仇鹿鸣善于用偏门史料做大文章
按目录索骥，读的论文
本书是由作者的多篇论文集汇而成，作者熟练运用墓志铭石刻等资料，与传世文献融会贯通，从政治动态演变和藩镇内部变迁入手，勾勒出别开生面的中晚唐历史演进线索。
最喜欢五星会聚的那一篇
作者把碑刻研究运用到极致，通过碑刻的政治书写，推出中晚唐藩镇与中央在政治表达与实践上的政治默契。基于传统政治史研究又突破其局限，描摹了河朔藩镇的文化心态和政治风气。
十颗星！学术史脉络梳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细密地分析，切入角度锐利，关注普通人与大历史的关系，回到历史现场审视藩镇与唐廷的权利运动关系，历史缝隙间政治、文化的细微变化。“本书主体由安史之乱爆发前后至唐末一系列个案研究构成，其中涉及的不少问题，如安史集团的构造，分别被视为河朔骄藩和防遏型藩镇典型的魏博、昭义两镇的演变，其实之前学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讨论。笔者在保留传统唐廷与藩镇的研究框架之外，尝试引入内部观察的视角，讨论燕政权及藩镇的结构，展现更为立体的历史图景。或许对石刻资料的运用也可以被视为本书的重要特色，但笔者的本意不仅在于借助新出碑志提供更丰富的历史细节，而试图在描摹政治过程复杂性的同时，进一步展现中晚唐长安与河北之间互动的实质及藩镇内部的多元结构，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稍具整体性的线索。”
对历史的分析结合了现代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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