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中国历史的航程在20世纪初年面临着一次艰难的抉择。在这个社会政治大变动的时期里，内忧与外患交加，危机与生机并存。“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前途出路问题的时代中心课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到国人的面前。当时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存在着三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清政府、立宪派和革命派；他们各自设计了不同的政治方案，开展了既互有歧异又相互关联的政治运动——新政、立宪与革命，三股势力互争雄长。可以说，正是这三股势力的较量与消长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新走向。
精彩摘录
- "关于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其实早在民国肇建之初已经开始，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纵观这100年来的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萌芽期，1912~1949年。严格地说，这个时期的辛亥革命史论著，还谈不上理性的学术研究。一方面，当时人记当时事，历史记忆的取舍难免掺杂个人的感情因素。1912年民国成立以后，就相继出版了一些武昌起义史、辛亥革命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国史之类的著作。这些著作编撰之时，辛亥革命的历史刚刚翻过去，编撰者多为历史的亲历者或见证者，但由于政治背景与个人经历不同，撰述动机各异，以当时人记当时事，难免党同伐异，为自己隐恶扬善，对他人则过于苛求，从而使史实出现偏差甚至歪曲而失真。"
- "以组织责任内阁为先导的宪政改革,便是地方督抚力图救亡的要策及用以对抗清廷中央集权的利器。其实,这个主张有一个内在的矛盾:一方面,地方督抚从挽救民族危机与加强内政改革的角度出发,主张建立责任内阁,是希望建立强有力的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地方督抚从维护自身权力的角度出发,又有反对清廷中央集权的目的。同时,满族亲贵接受责任内阁制主张时,则又有另外的目的,他们其实是希望以责任内阁的形式加强中央集权;而满族亲贵内部也因此而派系林立,争斗不已。这恰恰有悖于地方督抚的初衷。这些权力与利益关系的矛盾纠葛,直接影响了清廷有关责任内阁制的决策进程与实施后果。 在责任内阁与国会的关系问题上"
-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现代化理论更是学界的时髦话语。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开始发生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转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个范式转变，并不是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而实际上是用现代化范式补充革命史范式。“范式”一词来自美国，无论其原意如何，中国学者使用到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是有变异的。除了极少数学者走向极端以外，在一般中国学者看来，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并不对立，只是在观察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时各有偏重而已，其实毋宁说这两种范式是具有互相补益的功效。具体到对于清末十余年历史的研究，以往学界主要是以辛亥革命史为主线，这显然是革命史范式为主导，在引进"
- "民初中国资产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建设而不是革命。民国初年,历史经受着政治体制转换与战略调整的挑战:由君主专制而民主共和的体制转换,标志着政治近代化的趋势;由革命而建设的战略调整,是为了适应这种近代化变动趋势。正所谓“吾国数千年之君主国体自此告讫,而统一雄大之民主国体由斯建立。然则今后之所有事,独建设政府问题耳”。革命之成功,打破了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体制,在建设民主共和的近代政治体制的过程中,首要的任务就是扩大民众对政治的参与度。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表明,“组织扩大参政的体制上的主要手段,就是政治党派和政党体系”,政党是动员与扩大政治参与的有效组织。因此,在传统政治体制向近代政治体制转"
作者简介
李细珠，1967年生于湖南安仁，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秘书长。出版专著《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变局与抉择：晚清人物研究》，合著《中国近代通史》《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等，兼学术集刊《台湾历史研究》执行主编。曾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涉及晚清民初历史、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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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论文集。“清末预备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这一篇最好。其他几篇就平平了。
重读其中数篇，又有新启发。
3.5星。社科院和北大的近代史研究完全是两种学风。北大是实证主义，并且朴实无华之下暗藏反骨；社科院的历史研究则是先有结论后有史料，为主流话语体系撑场面而已
读了首末两篇和责任内阁一篇，其他估计不再读了。
“寻找”之过程颇有意味
责任内阁制一篇质量最好
补标 论文集，“清末立宪时期的责任内阁制”一篇最好，其余就平平了。 @2021-04-07 14:40:34
只读了其中的几篇（特别是有关责任内阁制的长文），都感到有些失望。失望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的预期错置：原先以为李老师的论文即便没有强烈的制度史研究自觉性，也应该对于立宪本身有深入反思。读过之后发现，实际其中大多是方法略显陈旧的事件和人物史研究，对于材料的处理也有些不够考究，常常将材料原文堆在那里，不作更精炼的转述和分析。这种事件史研究，即便对象是立宪，但也只是有关立宪的研究，而不是对于立宪的研究，最终的落脚点是事件中行动者的个人动机等等。最让我惊诧的是他在最后一篇论文中极其严厉地批判高老——《立宪时刻》一书引起争议本来也无甚稀奇，但此文对高老的批判其措辞，其语气已经几乎完全政治化了。这或许揭示了一个问题：当下声称要突破传统革命史学方法的学者，可能实际上缺乏对于自我立场的充分反思。
梳理得很详细，解释了革命的历史逻辑，算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必然性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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