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是作者近十余年关于中西方对于西藏的想象之历史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的结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不断有西方学者以东方主义理论为批判武器，清算西方文化传统中以妖魔化、神话化西藏和西藏文化为特征的想象西藏的历史。作者不但以《西藏生死书》和密教在西方的流传为例，进一步批评和讨论了西方想象西藏的历史，而且率先用同样的学术方法对汉文化传统中有关对西藏想象的若干历史个案作了深入的讨论，揭示了造成汉藏佛教文化间种种误解的根源所在。
沈卫荣，1962年4月20日生于江苏无锡；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台湾佛光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客座教授、哈佛大学南亚系合作研究员等职。主要学术兼职：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藏学出版社英文总编、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汉藏及西方对西藏的想象历史
- 批判东方主义与内部东方主义偏见
- 还原藏传佛教在历史上的真实形象
适合谁读
- 对藏学及中西文化交流史感兴趣者
- 关注边疆史与宗教文化研究的学者
- 希望破除西藏刻板印象的普通读者
读前提醒
- 本书为论文集，部分观点存在重复
- 需结合历史语境理解学术论述
- 注意区分学术批判与政治立场
读者共识
- 史料扎实，具有正本清源的价值
- 部分章节存在翻译腔或重复问题
- 视角独特，开阔了读者的历史视野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尽管今天的佛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要说明显、密两种佛教传统的区别却依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西夏时译成汉文的一部短篇藏传密法要门《光明定玄义》中有一句话这样说：“若弃舍烦恼而修道者，是显教道；不舍烦恼而修道者，是密教道。今修密教之人，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返为道者，是大善巧方便也”①从中我们可以简单地知道显、密两种修法的区别。显宗将贪、嗔、痴等一切烦恼视为成佛的障碍，故其修法讲究的是舍离烦恼；而密宗却把烦恼看成是以法化人的捷径，故其修法不是要舍离烦恼，而是要将烦恼转为道用（lamkhyer）。行者只要能将烦恼转为正道便成正觉，所以说密乘修法是一种“大善巧方便”。就是在这种理念之下，西藏出现"
- "乾隆皇帝（1736～1798年，藏文名天佑皇帝）曾是一位著名的藏传佛教信徒，在他统治时期，不但北京的喇嘛庙空前繁荣，而且还在热河行官附近建造了号称“小布达拉官”的“外八庙”等许多藏传佛教寺庙。他对章嘉活佛和班禅喇嘛之宠信和优礼常让人想起元代的忽必烈汗和八思巴喇嘛；乾隆不但自己精通藏文，常常披览藏文佛经，而且还组织章嘉活佛等上师将汉/藏文佛典翻译成藏/汉、满、蒙古等多种文字。藏传佛教徒视乾隆皇帝为转轮圣王、文殊菩萨和忽必烈汗的转世。乾隆个人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和支持，显然有助于维系西藏、蒙古之民心，扩大和加强清朝对这两个地方的影响和统治。但是，乾隆皇帝晚年却写下了著名的《喇嘛说》，否认他对藏传佛教的"
- "鉴于当时蒙藏地区“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几与封爵世职无异”这样的情况，乾隆皇帝以为“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必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以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意者或略公矣。” 更为有趣的是，乾隆在这篇学究式的短文中一再为其习番经、兴黄教一事开脱，强调： 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一一若我朝虽护卫黄教，正合于王制，所谓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而惑众乱法者，仍以王法治之，与内地齐民无异。"
- "《庚申外史》中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壬寅，至正二十二年（1362），太子酷好佛法，于清宁殿置龙床中坐，东西壁布长席，西番僧、高丽僧，列坐满长席。太子尝谓左右日：李[好问]先生教我读儒书许多年，我不省书中何言，西番僧告我佛法，我一夕便晓。”"
- "神祇和精灵的世界，实际上只是自我内部的集体无意识"
- "在这一点上，意大利作家和文化批评家Umberto Eco先生关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误解的讨论对我们深有启发，他说：我们人类是带着一些“背景书”来游历和探索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带着来自自己的文化传统、先入为主的世界观来游历世界的。有趣的是，我们出游时就已经知道我们将要发现的是什么，因为某些“背景书”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该发现的。这些“背景书”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无论旅行者实际上所发现的、见到的是什么，一切都必须借助它们才能得到解释。"
- "汉文化传统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在吸收、融合，甚至是同化了各种外来文明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进步的。它不是一种单一的文化传统，而是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其身上有他种文化的影子。而藏传佛教文化，曾以其带有异国风情的特殊魅力顽强、持续地向中原汉族文化渗透。"
- "Wedemeyer强调历史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叙事形式的制约，后者不只是历史学家在其中安放材料的外部包装，而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cognitive instrument），没有这个工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获得某种现象的“历史”。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们最为常用的理想化历史叙事模型就是将历史当作一种有机发展的过程（organic development），任何故事、历史都像人的一生一样要遵循一个有机发展的周期，即如黑格尔“将任意给定文明的历史以及文明本身划分为四个阶段。"
作者简介
沈卫荣，1962年4月20日生于江苏无锡；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德国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化系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香港大学佛学研究中心、台湾佛光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客座教授、哈佛大学南亚系合作研究员等职。主要学术兼职：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中国藏学出版社英文总编、西北民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目录
导 论
第一章 一个创造出来的传统：西藏文文献中的和尚摩诃衍及其教法
第二章 神通、妖术和贼髡：论元代文人笔下的番僧形象
第三章 历史中的小说和小说中的历史：说宗教和文学两种不同语境中的“秘密大喜乐禅定”
第四章 背景书和书之背景：说汉文文献中的西藏和藏传佛教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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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1、禅法曾流行于藏地，但因时代变动，后世对禅法不甚了解，受少数文献影响形成了“土蕃僧诤”的故事。2、大喜乐法是在家人、根器钝者由乐证空的修行手段，元朝汉人因文化隔阂而把大喜乐法视为邪淫，《元史》采用野史说法，明清小说又采用《元史》，遂在汉人中形成藏传佛教～大喜乐法～邪淫的印象。3、元将藏地纳入版图，因统治者为少数民族，对同为少数民族文化的藏传佛教有好感，明取代元后，严华夷之辨，再次视藏地为外夷，态度也变为只要藏地不反就行。4、西方自大时，视藏地为蛮夷，失落时视为净土，站在自己的角度去审视、想象西藏。5、藏传佛教与天主教同样讲仪式的奢华，新教借批评藏传佛教的偶像崇拜批评天主教。大喜乐法部分缺少了历史上明妃如何产生、修习者/藏民是否信由乐证空的考察，“五甘露”是实指喻指还是涵指，
非常之好，中间对明代番僧想象一篇很有创见，真正达到了想象二字所包含的记忆文化内容，沈先生对藏，英，汉文献的熟稔，和对学术史的驾轻就熟，让这本书读起来明快爽利，还有很深的现实意义。完全算是去年国内出版的最好的学术著作。较之陆扬著作带给我的深深失望，一扫尘霾。
走出香格里拉的牢笼
前些时候，一个朋友西藏旅游归来，要我推荐几本书看看，想想，好像还是十多年前网上看了一个叫“耶律大石”ID的文章留有印象。这本书将有关西藏荒诞不经的臆想及迷思澄清一二，可读性显然就差了些。
论文合集都有这个问题，内容重复
挺有意思的，之前没有了解过西藏，也没有了解过西藏问题，但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开始了解，发现每一个先有问题背后都有极其复杂的各种因素叠加，这本不难懂主要还是做了一个历史梳理，不晦涩，大概了解了汉藏、西方对于西藏的印象从何而来，牛的
屁股这样既歪又正的学者真是少见啊，除非作者本人是藏传佛教的信奉者，不然我很难理解一个学术研究者会采用如此偏颇的叙事比较汉藏佛教。比如，元朝统治者信藏传佛教是基于文化的亲缘性，明朝统治者信就是不务正业；再比如，藏区修双修是涵指，汉区拜欢喜佛就是民间好淫乐——这样的叙事在书中处处可见，给藏传佛教“洗地”的同时，作者必再踩一脚汉文化和汉人。作者也别骂马建了，马建再歪曲西藏、政治立场再歪，但他的访谈中提到《亮出》时至少语气都是堂堂正正的；哪像作者啊，洗了半天双修和藏传密教，还是要借助罗兰巴特的涵指来顾左右而言他，罗兰巴特这类西方学术表述怎么敢为作者所用哦？果然这年头信奉萨义德的学者，十个有九个都不正常，这些学者反东方主义的手段，就是构建一个与之相反的叙事，并用自己难堪大用的学术语言粉饰太平。
显教和密宗的区别在于前者认为贪嗔痴是修行的障碍要杜绝，后者以贪嗔痴为原力进行修行。五肉是牛狗象马人，五香是大便小便血精骨髓。
藏传佛教研究必读书目，内容十分精彩。本书看似是一部学术专著，其实是一部论文集。
各种论文拼凑而成，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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