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它如何为知识分子高唱挽歌,而在于许纪霖把'启蒙'放回它真正发生的历史现场去考察:1930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背后,其实站着《申报》老板、商会会长乃至杜月笙——他们周旋于中央与各方势力之间,靠多元权力的缝隙撑起地方社会。这一笔让'公共知识分子'脱离了道德姿态,显露出它赖以成立的经济与社会根基。正因如此,书中对'知识分子为何走向边缘化'的分析才格外有力:它不是因清高而失败,而是因为学院化专业趋势把知识人分割成蜂窝领地,又让他们'面向学院、背对公众',主动切断了与公共读者的联系。全书最富争议处,莫过于后半部大段研读罗尔斯,被不少读者诟病'几乎成了《罗尔斯思想概述》';而它对'历史主义'——以'中国的'取代'好的'——的警惕,则构成了全书最具现实锋芒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