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廖先生名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生，家贫。
1872年，年甫二十一，即设帐授徒。1874年，中秀才。次年，尊经书院立，
择府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又次年，先生应科试，以优等补廪饩，调读
尊经书院。1889年成进士。历任蜀龙安、绥定府教授，尊经书院襄校，
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入民国，任四川国学
专门学校校长。1919年，病风痹，虽愈而偏瘫。1922年，辞国专校长职，
两年后，返井研，1932年卒，享年八十一岁。终生从事教育治学，著述达
百余种，以讲今文学著称。范文澜先生《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
始终专心讲论，堪称今文学大师的要算井研廖平”，是也。
（一）
先生逝世已八十余年，先生终生从事之经学研究，亦多年人道及，而在上
世纪80年代开始，忽渐有人研究先生，杂志上有文章论及先生，出版社有
先生文集和评传出版，是先生尚未为学林淡忘，亦云幸矣。
各种作品对先生之学术评价颇不同，学术乃天下公器，见仁见智，各有自由。
然有一说法颇令人难解。“廖平的经学六变，标志着经学到此终结。”
（《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变以后……往往荒诞可笑，正说明经学到了
终点，这条路行不通了。”（《四川思想家·廖平》）“廖平的经学理论有着
自己的意蕴，这就是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廖平评传》）此种异口同声
将先生与经学终结联系在一起之说，实为令人难于理解。先生之学多变，后期愈变
愈奇，幼眇难知，此先生之个人学术风格与思想方法，究与经学这门学科的终结
有何内在联系？当时尚有被称为最后一位古文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名气比廖先生更大，
又廖先生之多变与幼眇，为何竟不能挽回“经学终结”（如果经学真的终结的话）？
任何学术之产生、发展、变化皆受时代之制约，个人对学术之影响虽皆存在，但任何
个人皆不可能影响某种学术使之“终结”，对廖先生给予此种评价，实毫意义。
廖先生之学确为多变，后期尤为奇纵难知，遂致学人常因此而法把握先生学术之
核心。然先生多变之中有不变者在？学者率多能以先生之言：“某毕生学说，
专以尊经尊孔为主”作答。然此尊经尊孔之具体内核为何？则多茫然。其实，先生对
此亦自有回答，先生《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序》言：
……或曰：学已三变，安知后来更异同？曰：至变之中有不易者存。故十年以内学已再易，而三传原编尚仍旧贯。唯大统各
经以宗旨未明，不敢编定。名曰三变，但见其求深，初未尝削札。（《光绪井研志·艺文》）
先生于此明确指出：“至变之中有不易者存”。学虽三变而三传则其未变者。三传为三部大书，
内容至为复杂，此“不易者存”之所“存”为何？《经话》甲编卷二言：
改制为《春秋》大门，自来先师多不得其意。
凡《春秋》所讥“非礼”皆周制。《春秋》斟酌
四代以定一尊，故即事见讥，以起改制之意。……
很清楚，《春秋》主旨即为改制。而《春秋》三传尤以《公羊》所言最多。《〈公羊补证〉凡例》言：
今于卷首刊《改制宗旨三十问题》以明旨趣……
此《改制宗旨三十问题》，《家学树坊》作《素王改制本旨三十题》，而在《公羊补证》刻本中
则又改作《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问题》，于此可知，“改制”与“制作”实为同义词。先生于
《〈穀梁古义疏〉凡例》又言：
《春秋》改时制，所谓因监损益、择善而
从。托之六艺，于时事关。人多不明此
意，流弊甚多，今于各条间辑周制遗文佚
事，以见《春秋》改制之迹。
《春秋》虽以改制为主，然改制之事并不限于《春秋》。故先生又言：
经学以素王为主，受命改制乃群经大纲，
非《公羊》一家之言，惟《公羊》盛行于
汉，故其说独详耳。今以此为微言。（《群经凡例·〈公羊补证〉凡例》）
此处指出，此贯穿群经之“改制”，同时又被称为“微言”。吾人皆知，“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
之特点，然“微言”者何？或释为：“精微之言”，或释为“隐微之言”，皆可。然“微言”之具体内涵
为何？先生《王制学凡例》言：
孔子以匹夫制作，行事具于《春秋》，复
推其意于五经。孔子已殁，弟子纪其制度以为《王制》。《论语谶》：子夏六十四人撰
仲尼微言以事素王，即《王制》也。此篇
皆改制事，不敢讼言；所谓微言,王即素王也。（《群经凡例》）
此处“制作”亦即“改制”之同义词（同前），“讼言”即“明言”、“公言”之意。此不能明言、公
言之内容亦即改制。此处并言，改制亦不仅具于《春秋》，同时亦“推其意于五经”。故先生又言：“孔子修述六艺，其道则一，六艺皆孔子新订之制，迥非四代旧典。”（《群经凡例·〈四代古制佚存〉凡例》）
《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问题》又说：“改制为圣人微言，自明心迹”，“译改之制，全在六经。空言立说，非干预时政”。是“空言”亦即“改制”之言。《今古学考》言：“《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是“因革”、
“损益”亦皆“改制”之同义词。
在先生书中，“改制”或称“孔子改制”，或称“素王改制”，又或称“孔子素王改制”，其义皆同。先生又以孔子倡言改制乃受命于天，故又多作“受命改制”，或“受命制作”。《知圣篇》言：
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
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
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
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
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
先生此文将“受命改制”在经学中之核心地位及其统领作用言之极明，苟能把握此旨以读先生之书，
则欲通晓先生之学固非大难矣。
（二）
改制为廖先生经学思想核心之义既明，则将进而考察廖学六变与改制学说之关系。
先生言经初变之学为“平分今古”。盖经学以汉代最盛，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
而经学独居学术统治地位。至西京之末，刘歆倚王莽之势于平帝时增立《古文尚书》、《毛诗》、
《周官》、《左氏春秋》四博士。然莽末丧乱，诸家博士皆不存。至东汉中兴复立学官，歆学四
博士未得复立，虽数次争立，皆未如愿。然其学大行民间，世称古学。而立于学官之今学十四博士
则日益衰微，魏晋而后，两京博士之学殆成绝响，唯《公》、《穀》二家偶见孑遗。由行世而立于
学官者皆为古学。嗣经学中历衰落者千数百年，学者竟渐不复知有“今、古”之事，“微言大义”之
旨亦不复明。故先生以分今古为两千年不传之绝学。至于清代，经学再盛，然亦不知今古之别，
乾嘉汉学鼎盛，常州有庄存与者，喜好《公羊》，著《公羊正辞》，专求微言大义，不事训诂名物，
与当时戴段显学大异。然尚不明家法，同时犹治《毛诗》、《周官》。其从子述祖始略知今古之说，
传学其甥刘逢禄，逢禄尝言：“后从舅氏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今古文流别。”所著有
《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颇为学者所重。庄氏另甥宋翔凤亦从庄氏学，著《汉学今文古文考》、《拟汉博士答刘歆书》等，以反对古文经学，于是今文之帜乃张。庄、刘、宋皆
常州人，而常州学派之名遂扬于远近。刘弟子龚自珍、宋弟子戴望并善说《公羊》，其后魏源著
诗、书《古微》，《公羊春秋论》，皆以讥刺时政、经世致用为归依。而是时国事日非，今文之学乃日
昌，尤以南方各省为盛。此清世今文学兴起、发展之事，近世学者类皆能详。廖先生为晚清今学之殿，
然于常州之学与，对其影响最大者为张之洞，然张非学人，导其治学之启蒙而已。后湘潭王闿运来
长尊经书院，“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
孔广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王初来，先生从王治《公羊》，乃知今古事，殊不久即与
王不合，次年转治《穀梁》，时在1880年，当年即纂《穀梁先师遗说考》四卷。次年，为《穀梁注》，
成书八卷，1884年改为《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嗣编定《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三十七种，
都五十卷。先生治《穀梁》专明大义、求古说，分别三传异同，于是乃见家法之事，遂能度越前贤成
一家之学。先生以治《穀梁》读《王制》，见《王制》与《穀梁》所载礼制有不合，乃悟《王制》
于治经之重，嗣治《王制》，时引《穀梁》以相印证，偶参《五经异义》，见其多载今古制度异同之
事，乃作《〈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
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于是乃著为《今古学考》。前此之言今古者，虽论争数十年，皆未知其立异之根本所在。
学者或以文字为说，于是有“今文”“古文”之名，实则今古家之五经文本并出古文，所异者个别文字耳，
故以文字论，则或今与今不同，古与古不同，此显不足以别古今之为异派。学者又或以是否立学官为判，
而不别义例，则更不足训。先生据许、郑《五经异义》，所载几尽礼制，故先生言：“今古之分以礼制为主”，
“不在异文”。“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学考》刊出三年，先生过苏州，
谒当时古文大师俞樾，樾亟称“不刊之书”。入民国，古学大师章太炎亦言：“井研廖平说经，善于分别今古，
盖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
然不易。”（《程师》）刘师培先生亦古文大师，“方其作《王制集证》，犹不信有今古之分，及既接廖氏，晚成
《周官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遂专以礼为宗”（《经学抉原》）。而先
君子又言：“先生依许、郑《五经异义》以明今古之辨在礼制，而归纳于《王制》、《周官》……平分江河，
若示诸掌，千载之惑，一旦冰解。”后之学者“胥循此轨以造说，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礼，则
皆决于先生说也”（《廖季平先生传》）。近世以来之论清代经学者，莫不述及道咸以后之今文学，虽其评价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