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杜亚泉卷

从晚清、北洋时期到南京国民政府，不管是政局抑或时代潮流，其变化都可说是翻天覆地。杜亚泉身历其中，个人命运随着这“互起互伏，波波相续”的“过渡时代”而沉浮，也在观察与思考着这过渡时代，同时构想着未来。正如蔡元培所描述的，杜亚泉虽专攻数理，头脑较冷，却始终不肯以数理自域，常好根据哲理以指导个人，改良社会。参见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杜氏活跃于清末至五四的言论界，影响很大。但在很多年中均处于“失语”状态，“不但他的生平和功业很少人提及，就连他的名字也似乎湮没无闻了” 王元化：《杜亚泉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见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2～3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3年，王元化先生在读到杜亚泉的资料时感叹“读得越多，就越感到杜未被当时以至后代所理解，更未被注意”（《王元化集》，第8卷，《日记》，193页，1993年8月4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正是“失语”的最好诠释。。上世纪90年代后，思想界逐渐注意到杜氏之言行。不过，杜氏言行与时代风气互动互竞的一面仍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一 杜亚泉，1873年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伧塘乡，原名炜孙，字秋帆，自号亚泉，后以号行。他曾对蔡元培解释“亚泉”二字之含义：“亚泉者，‘氩线’之省写，氩为空气中最冷淡之原素，线则在几何上为无面无体之形式。我以此自名，表示我为冷淡而不体面之人而已。”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杜亚泉自幼刻苦，青少年时曾勤于科举，治帖括、训诂。在有清一代，绍兴山阴县科举之风浓厚。杜姓为山阴望族，祖上屡有举人、进士出身者。杜亚泉的父亲杜锡三曾非常希望其科举入仕，光耀门楣。事实上，杜亚泉幼时对于举业也确实能“恒自奋勉”。我们不应因为后来杜氏不再参加科举，而忽略了他曾追随科举的读书脉络。 后来与杜亚泉共事的胡愈之便说杜“先生无意科名，幼年专攻数理化博物”（胡愈之：《追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杜亚泉之子杜其在也回忆说其父在变法图强热潮的影响下，“毅然抛弃科举学业，改学西方科学技术”（杜其在：《回忆我的父亲杜亚泉》，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42页）。 蔡元培后来这样记录杜亚泉这一时期的学术转变： 光绪己丑，年十八，入旧山阴县泮，次年娶薛夫人。谓乡居见弇陋，晋郡城，从何君桐侯受业，致力清初大家之文，上追天崇隆万。辛卯应乡试，报罢回乡，觉帖括非学效，从叔山佳治训诂，罗致许氏学诸家书。……甲午春，肄业省垣崇文书院，秋试后仍回乡。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 当时读书人在考中秀才之前，一般都是学“制艺”，如长杜亚泉五岁的同乡蔡元培“十二岁而学为制艺，汩没者六七年”，在十七岁考中秀才后“乃迁于词章”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稍后，杜亚泉第一次乡试落榜，乃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秀才重文采，考举人除重文采之外，同时需讲求学问。此次乡试落榜，杜亚泉大概意识到自己学问不足，“以帖括为不足业”。于是跟随族叔杜山佳治训诂，“尤肆力于许氏之学，罗致群书” 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从帖括到治训诂考据的转变，在参加完童生试成为秀才的读书人中普遍存在。如蔡元培中秀才后先“迁于词章”，两年后“读王伯申氏、段懋堂氏诸书，乃治故训之学” 蔡元培：《剡山二戴两书院学约》，见高叔平编：《蔡元培全集》（一），96页。。又如与杜亚泉同一年出生的梁启超，也是在考中秀才后先治帖括，治帖括一两年后“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梁启超：《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我们可以看到，杜亚泉上述治学的转变，与同一时期的蔡、梁两人类似，读书、治学虽有变化，却仍在传统之内变。或可以说，在1895年之前，杜氏仍是一个科举制下传统的读书人。 中日甲午战争，“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1页。。杜亚泉也是在次年秋听到战耗后，“心知我国兵制之不足恃，而外患之将日益亟也”，“见热心科名之士，辄忧喜狂遽，置国事若罔闻知，于是叹考据词章之汩人心性，而科举之误人身世也” 杜亚泉：《〈定性分析〉后记》。已收入本书。。至此，杜亚泉虽对考据词章、科举有所不满，但似乎也并未毅然决然放弃科举，而是再一次调整了治学方向，改治筹人术。 自阮元编撰《筹人传》之后，天文历算已为治考据者所关注。杜亚泉的业师杜山佳本治训诂，但此时也在“治中算，习天元”张梓生：《悼杜亚泉先生》，见许纪霖、田建业编：《一溪集：杜亚泉的生平与思想》，19页。，另一位与杜山佳为同科举人的何寿章也“治筹人家言”，并著有《圆锥曲线论心》一卷 参见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绍兴县志资料》，第1辑，《人物列传》，3165页，绍兴县修志委员会，1939。。两人都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举人，均为杜亚泉所熟识，并一同应举。他们当时同治中算，对杜亚泉治学方向的转变当有直接的影响。事实上，最先指导杜氏治筹人术的也确实是曾指导他治训诂的杜山佳。 另一方面，杜亚泉这次治学的转变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甲午前后，时代风气已经大变，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与杜亚泉相识的钱塘士子叶瀚后来回忆，他在年轻时所读多为西学，重西文、数理化、地理等，在其二十二岁（1884年）时，“新会潘学使衍桐为浙江学使，命题云《〈海国图志〉纠谬》。阅生作，诧而奇才，拔置第一。于是杭人士始知新学讲求之有益，闻风而起者大有人矣” 叶瀚：《块余生自纪》上，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5辑，47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这种风气未必始于叶瀚，但学使命题的改变造成当时学风的改变，大致属实。几年之后（1889年），另一位浙江士子汪康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抵”,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中式。 参见罗志田：《科举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17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杜亚泉正是在这样的风气下“改为畴人术，由中法而西法，读李善兰、华蘅芳二氏书，时以习代数所得，与叔山佳之习天者相印证，如是者二年” 蔡元培：《杜亚泉传》，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68页。。他在这两年间研习数学精进迅速，到1898年时，学使按临，考算学，他已是阖郡第一。精于数学后，又自修物理、化学及矿、植、动物诸科，并治哲学，通日语。他个人这一连串的治学转变，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始于追随科举而变，从训诂到筹人术，由筹人术到西方算学，再由西方算学进而接触到整个西方文化，直至放弃科举。杜亚泉后来也说直到戊戌政变发生，他才“知国难将作，绝意仕进” 杜亚泉：《智识阶级之团结》。已收入本书。。也正是在这时，他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以教书立身、用世。 二 甲午后两年，何寿章与徐树兰在绍兴办中西学堂，聘杜亚泉为算学教习。这很可能是何寿章与杜山佳、杜亚泉熟识，了解杜亚泉在这两年中算学精进。自此，他才开始以算学闻名于绍兴，并以算学谋生，在绍兴古城中，成了一个新人物。在学堂中，杜亚泉结识了后来影响其人生轨迹的蔡元培。 1898年冬，蔡元培受邀任中西学堂总理。杜亚泉始与蔡元培相识。蔡元培1884年十七岁时考取秀才，1889年中举人，次年成为贡士，1892年经殿试中进士，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得授职翰林院编修。他在甲午战争爆发后便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提倡新学。1898年九月受戊戌变法失败的影响，返回绍兴，任职中西学堂。与杜亚泉相比，蔡元培显然是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更能直接感受国家层面时局与时代风气的转变，且深受其影响。蔡元培回到绍兴，无疑影响了绍兴小环境的变化，也深深地影响了杜亚泉。 在结识蔡元培后，杜亚泉与之来往密切，一起学日文、英文，共同编和韵记号。其中，中西学堂开设日语课程便是蔡元培的主张，并由他引进日语教师。因此杜氏才有机会学习日语。在他们学习日语后，同读“日文书籍及杂志，间接的窥见世界新思潮”，都对传统学说“不免有所怀疑”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59～360页。，思想逐渐趋同。 不仅如此，蔡元培还通过中西学堂，将绍兴的精英集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群体效应。蔡元培曾说当时教员中马用锡、薛炳、马章、杜亚泉、寿孝天等，在当时的绍兴，“极一时之选” 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七），194～195页。。这种群体氛围的存在，当对杜亚泉有不小触动。 在这样的交往与氛围中，杜亚泉的思想发生着不小的变化。到第二年，他曾向蔡元培提议“兴一蒙学会，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先于府城开一学堂，会中人为教习，并立师范生数人，教学生二十余人，即以所编之书授之，借以知其善否，随时改定，俟部类略备，风气渐开，乃推之乡镇”。对杜氏建议，徐树兰听后“愿任刻书之资”。当时设计的课程有：初学惟识字、故事、公理三门，附以体操之易者。第二界分读经、阅史、舆图、数学、格致，皆由浅入深，大约以三年为限。当时拟编初学书，计划由蔡元培任识字书、马用锡任故事书、杜亚泉任公理书编撰。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05页，1899年二月十一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组学会，开学堂，特别是以蒙学为名，正是当时的时代风气，趋新士人多从事于此。当时蔡元培、杜亚泉的旧交叶瀚曾在上海创办《蒙学报》，在蔡元培、杜亚泉等阅读的报刊中，《蒙学报》便是较为固定的一种。正因蔡元培已将这一群体结合在一起，故杜氏才会有“集同志数人，分编课程书”的提议。也因他与蔡在这一时期关系密切，思想趋同，故同被认为是“新派”，在“旧派”的反对下，一起离校。后来蔡元培回忆当时学校中新旧之争的情形： 每提出一问题，先生与余往往偏于革新方面，教员中如马湄莼、何阆仙诸君亦多赞同，座中有一二倾向保守之教员不以为然。然我众彼寡，反对者之意见，遂无由宣达。在全体学生视听之间，不为少数旧学精深之教员稍留余地，确为余等之过失，而余等竟未及注意也。卒以此等龃龉之积累，致受校董之警告，余愤而辞职，先生亦不久离校矣。 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 遭“旧派”反对固然使杜亚泉失去了这一教席，但在当时趋新尊西的时风之下，被看做“新派”一员，也是一种身份上升的渠道，某种程度上取代了传统通过科举实现身份上升的方式。 可以说，从1898年与蔡元培相识到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之间的几年中，蔡元培在杜亚泉事业中的地位，几乎无人能及。在这几年中，杜亚泉事业上每遇到困难，往往首先想到向蔡元培咨询，甚至求助。比如，杜亚泉于1902年受邀主持南浔浔溪公学，杜在赴任之前向蔡咨询；在任上出现学潮时，也向蔡求援，蔡从上海“特往南浔调停”。 参见《蔡元培日记》（上），196页，1902年二月十四日；蔡元培：《书杜亚泉先生遗事》，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六），360页。杜亚泉要创办事业时，也往往首先邀请蔡元培加入。如在创办《普通学报》之前，事前先函商蔡元培，并“属元培任经学门” 《蔡元培日记》（上），80页，1901年七月二十九日。。 也正是通过蔡元培，杜亚泉得以结识活跃于上海文化界的张元济等人，并于1904年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立千1902年，由张元济推荐蔡元培兼任所长，仅数月，《苏报》案发生，蔡即避地离开上海。1903年，张元济正式任编译所所长，所内主要分国文、英文、理化数学三部。“又依蔡孑民的推荐，聘他的同乡人杜亚泉为理化数学部主任。” 章锡琛：《漫谈商

杜亚泉（1873—1933），浙江绍兴人，原名炜孙，字秋帆，号亚泉，笔名伧父、高劳。早年肄业于浙江崇文书院。曾任绍兴中西学堂教习，创办亚泉学馆，出版《亚泉杂志》等。1904年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理化数学部主任。1909年起任《东方杂志》编辑，继而掌其笔政，前后凡十一年。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中西调和，于1920年迫于情势辞去《东方杂志》主编职务。1933年病逝。论著多散见于当时报刊，单行本有《人生哲学》、《博史》等。 编者简介 周月峰，1979年生，浙江海宁人。浙江大学历史系本科、硕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清末至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