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耀宗卷

进入21世纪的我们，要探讨20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或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探讨中国基督教思想家或中国基督教思想家对中国教会或中国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吴耀宗是绝对不能忽视的人物。他以其富有远见和现实性的基督教思想，以其与中国政治和社会高度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 一 吴耀宗，英文名Y T Wu，祖籍广东顺德。1893年11月4日，他出生于广州的一个非基督徒家庭中，父亲吴逢敬是一位经营木材生意的商人。吴耀宗是第一代基督徒。早年在广州私塾及育才学校求学，1908年北上京城，在北京税务专科学堂读书，对当时的人来讲，任职海关是众人羡慕的“金饭碗”。上学期间，因参加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而接触到基督教，开始了他的基督教信仰之途。1913年，吴耀宗毕业于北京税务专科学堂，先后在广州、牛庄（今营口）等地的海关工作，1917年任职北京总税务司。他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查经班中，读到《圣经》中的《登山宝训》篇章，深深被耶稣的道理所吸引；1918年6月，吴耀宗在北京基督教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 1920年11月，不顾亲友的强烈反对，吴耀宗辞去待遇优厚的海关职务，来到比海关薪水低三倍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任校会部学生干事，负责基督教学生运动，从此开始了他服务基督教和基督教本土化运动理论与实践的一生。1924年至1927年，在基督教青年会资助下，吴耀宗到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和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获硕士学位。其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威廉?詹姆斯的宗教信仰的教义》（William Jamess Doctrine of Religious Belief）。威廉?詹姆斯（1842—1910）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1927年，吴耀宗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回国，赴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任校会部主任干事。因工作之便和职责要求，他经常与各地青年学生接触，其思想也与各种影响青年学生的思潮动向和时代走向紧密结合。1937年再次赴美演讲，1938年归国后，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主任干事，直至1950年。 除服务青年会、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Chinese Christian Student Movement）外，吴耀宗还积极参与当时的各种基督教团体活动。1914年，英国基督教贵格会传教士霍德进（H T Hodgkin）等和平主义者，发起成立了唯爱社（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因他曾在四川传教，其组织于1921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国唯爱社。吴耀宗深受唯爱主义影响，亲自起草中文成立宣言书，协助主编《唯爱》杂志，倡导和平运动，并出任中国唯爱社主席。他还深受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圣雄”甘地及其非暴力思想的影响，并将《甘地自传》译成中文，于1938赴印度玛德拉斯参加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会议之机，当面敬赠甘地，并就非武力主义如何应用于国际问题进行请教。他曾多次表述，甘地是他最尊敬崇拜之人。 虽然吴耀宗一生都在青年会和基督教会里工作，尤其熟悉学校青年会工作，对青年学生格外重视，但他从来不以基督教会自限，生活思考在一个特殊阶层里。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20世纪30年代，他先后参加了李公朴、阎宝航等组织的“东北社”，陶行知创办的“国难教育社”，宋庆龄等人创办的“保卫中国大同盟”等抗日救亡团体，利用青年会与青年学生接触的机会，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积极从事救亡活动。1936年底，吴耀宗先后在美国44所大学演讲123次，听众达25 000人，呼吁美国及国际力量制裁日本侵华，为营救“七君子”组织国际支援。 1938年，吴耀宗还参加了许广平、胡愈之、郑振铎等民主人士在上海组织的“星二座谈会”，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出资组织了“复社”，出版了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译本和《鲁迅全集》。1946年，他与马叙伦、胡厥文、阎宝航、雷洁琼等11位社会贤达，作为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推选出的代表成员，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和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呼吁和平，探讨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他还为代表团草拟了一份英文备忘录，并当面交给马歇尔。他一直高度关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各种现实的认识和远见，使他获得了“午夜钟”的名号。 1950年7月28日，吴耀宗等负责起草并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即“三自革新宣言”，领导开展了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之后，他还历任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金陵协和神学院董事局主席等职，是全国人大第一届至第五届常委、委员，全国政协第一届至第四届常委、委员。1979年9月17日，吴耀宗因病逝世于上海，享年86岁。 二 吴耀宗一生都高度重视基督教文字出版事业，他始终积极参与各个时期基督教刊物的创建、组稿和撰写工作，民国年间著名基督教刊物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都可以看到他积极的身影和努力的成果，这一切成为今天研究吴耀宗的文献基础。 1919年，他与在北京的中外基督徒徐宝谦、刘廷芳、步济时（John S Burgess）、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等人，组成了“北京证道团”（后易名“生命社”），创刊出版了《生命月刊》，以“阐发基督教之真理实力，藉以促起学生个人及团体根本上之觉悟”为宗旨。吴耀宗任月刊的编辑委员，并积极撰文。他还与胡学诚、吴雷川、李荣芳、刘廷芳、彭锦章、宝广林、张钦士等在北京的基督徒知识分子组成了“真理社”，以研究教会及国家问题为主，倡导基督教“文字本土化”，于1923年4月出版《真理周刊》（后改为半月刊），以短小精悍的文字，宣传基督教，他也在此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他还积极参与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筹组工作，在《微音》、《华年》、《中国学运》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成为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的重要推动者。1945年，他还在成都创办了以关注基督教与现实为主旨的《天风周刊》，后移至上海。该杂志存续至今，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会刊。 作为中国基督教史上为数极少的自立出版机构青年协会书局的当家人，吴耀宗还主持、策划、撰写、编译了多部系列书籍。20世纪30年代，青年协会书局出版了“青年丛书”50种、“社会问题小丛书”20种、“宗教问题小丛书”20种及“基督教与中国改造丛书”10种等多达百本的系列丛书。今天看来，其中多本著述都已经成为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中国基督教本土化探讨的先驱之作。20世纪40年代，他还顺应20世纪基督教会合一主流，促成了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超宗派联合——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形成，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在战争特殊困难条件下，基督教文字出版的生存困难和相互沟通问题，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基督教文字出版机构在更大范围的超宗派联合工作的方式，提供了样板。 吴耀宗不仅从事出版编辑工作，自己终身也笔耕不辍，积极撰写和编译了大量文章和书籍，涉及中国基督教会、基督教的中国本土化、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和文化、基督教与政治等广泛的主题。他一生创作了大量结合中国社会和中国教会实际问题的中国基督教神学作品，这些包含着强烈社会关怀和神学视野的作品已成为中国基督教经典。 吴耀宗著述颇多，从语言角度可分为中英文两大类，据笔者的初步估计，其中文著述约150万字，英文约20万字。英文文章主要发表在有百余年历史的基督教会《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和《中国基督教年鉴》（The China Christian Year Book）上，中文文章除在《生命月刊》、《真理与生命》、《天风周刊》、《消息》、《青年进步》、《唯爱》、《华年》、《微音》、《中国学运》、《基督教丛刊》、《协进月刊》等基督教刊物上发表外，还在《民主周刊》、《世界知识》等社会性刊物上发表，表达他积极推动中国基督教学生运动，和对基督教本土化、基督教与社会改造的各种思考和呼吁。他还将这些长短不一、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论著，结集成书出版，如《社会福音》（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出版）、《黑暗与光明》（青年协会书局1949年出版）、《基督教讲话》（青年协会书局1950年出版）等。其中部分曾多次再版，成为一时之名品和精品。 《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曾在《基督教丛刊》上系列连载刊登，1943年合印单行本出版，1944年再版，1946年第3版，1946年10月第4版，1948年7月第5版，1948年10月第6版。该书是吴耀宗基督教思想的代表作，亦成为20世纪最著名的神学著作，旨在通过探讨上帝信仰的存在，进而在理论层面上调和上帝信仰与唯物论之间的关系，它是吴耀宗唯一一本系统性的专著。 此外，吴耀宗还出版了《中国青年出路问题》（青年协会书局1935年出版）、《大时代的宗教信仰》（青年协会书局1938年出版）、《大时代中的上帝观》（青年协会书局1940年出版）等，翻译了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科学的宗教观》（青年协会书局1936年初版，1948年再版）。 三 吴耀宗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两次巨大的转变。第一次是他青年时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是一次最根本的大转变，确定了他一生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相信基督教是因为《登山宝训》的内容打动了他，让他看到了一位平易近人的耶稣，丝毫不沾染任何的神秘色彩。他非常注重自己的重生得救经验，在多次的演讲和文章中都曾提到。从他众多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已经把握了基督教信仰的两个基石：上帝的存在和祈祷的意义。 第二次转变是在抗日战争后期，他“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和宗教信仰打成一片”，但第二次的转变并不否定他对基督教的信仰，而是有所深化，有所发展。他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对基督教的信仰，直到1979年临终时，还是笃信基督教，热爱教会，还要求抱病去参加上海沐恩堂的复堂感恩礼拜。 吴耀宗在接受基督教以后，就从《圣经》中，特别是从耶稣的教训、行动中，从他的受害牺牲，看到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一个最高的原则。吴耀宗在以后的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六十年的经历中，一直为这个理想和原则而奋斗，奉献他的一生。他始终既忠于他的宗教信仰，忠于他所认定的真理，又不违爱国的天职，不违他对上帝、对教会、对社会、对祖国所抱的托付。在几十年社会变革的大风大浪中，他不断前进，修正他对斗争方法的理解，到临终时他仍然没有放弃爱的理想和信念。 他对基督教信仰的理解经历了几个重要的过程，首先是早年对唯爱主义的热衷。唯爱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种和平主义思潮，主张以爱为对人、对事的最高原则，反对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一切社会矛盾与冲突。作为刚刚信仰基督教的吴耀宗，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接受基督教之后，就认为要做一个真正、彻底的基督徒，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照着基督的“登山宝训”去做。他在任中国唯爱社主席之时，以极大的热情和雄辩的才智，写了大量的社论、通讯、讨论和答辩，刊登在《唯爱》上（1931第1期至1935年，共17期），从中可看出他坚定信仰的彻底性。 随着抗日救国的时局变化，面对国难当头的民族危亡，是奋起和爱国同胞抗战杀敌，还是坚持唯爱主义，用和平的不合作方法救国，成为吴耀宗心中引起长期思想激烈斗争的矛盾。在克服这个困难的过程中，他在思想上经历了从淳朴的唯爱主义到对日不合作，到理论上唯爱、行动上支持武力抗战，到与各界爱国人士并肩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到因爱而用武力并不违背唯爱精神，到歌颂武力抵抗侵略，最终完成了艰难的政治思想（也是神学思想）的转变过程。这就是他的第二次转变。 1937年，他再次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游学回来后，于次年任青年协会书局主任，这时美国基督教会的“基要派”和“自由派”神学激烈斗争即将结束。“基要派”和“自由派”之争，实际上是信仰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冲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是否运用理性和现代科学的语言、观点介绍和解释基督教的信仰、教义的冲突。纽约协和神学院是“自由主义神学”和“社会福音神学”的大本营，吴耀宗留学纽约协和神学院，他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深受其影响。他更多地接受了协和神学院主导的结合社会、应对现实的自由主义神学，更多地趋向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