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导读
核心看点
- 揭示宋代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的财政真相
- 分析制度执行中的变异及地方化过程
- 探讨大一统帝国治理的成本与效率困境
适合谁读
- 宋史及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者
- 对传统帝国治理逻辑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制度史与社会经济互动的学者
读前提醒
- 需具备一定历史学或经济学基础
- 注意区分制度规定与实际运作的差异
- 结合唐宋变革论背景理解全书观点
读者共识
- 论证严密，文风克制，结论可信且深刻
- 打破宋代经济繁荣的迷思，直面财政扭曲
- 揭示中央集权未必带来秩序与效率的宿命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总结以上四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自宋代建国以来所制订的一整套对地方财政的管理制度，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实际上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表面看，这种变化似乎是朝着两个互相背道而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是中央对地方的财政征调层层加码，持续增长；另一方面，则是地方各级财政机构的独立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在地方财政内部，路、州、县各级又由于行政级别的差异形成一种“阶层性集权”结构，每一阶层都尽可能地将下一级的财政资源集中到自己手中。这一局面，使得宋代国家的财政控制系统呈现一种中央集权与地方内部无序的双重特性，使得国家的财政管理出现明显非制度化趋向。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承担了由各级官僚专制机构所带来的层层加"
- "不过，中国从秦汉以下直至明清的帝制时期，其两千余年的发展，有一定的周期性，不同王朝在其中的地位不可能完全一样。中外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唐宋之际构成了中国传统历史发展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期。典型意见，可举陈寅恪先生（1890-一1969)的一段论述为例：“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具体就财政史而言，“赵宋以降之新局面”的重要表现有如下三个方面：第一，宋代是传统历史中第一个开始全面推行以“两税法”为标志的财产税的王朝，而且这个王朝其他的各种赋税也都不同程度地处在向财产税转化的过程"
- "大致从北宋初年路分转运司制度确立时起，它就开始了从作为中央计司派出机构向地方财政管理机构缓慢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的主要动因，在于宋代国家财政危机的形成并不断加深，中央计司日渐丧失对地方财政通融均济的能力，从而形成地方财政基本依赖于本地财赋收入的局面，而体现这一理财精神的转运司岁计(漕计)的出现，则是这种转变的集中表现。从财政管理的角度看，如果一个地区形成了基本依赖于本地财赋收入、由当地财政主管部门独立核算的预算，那么它无疑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的地方财政区划。因此我们将由转运司独立核算的漕计的出现，视作宋代转运司财政区划形成的标志。 …… 当一路财计从“或有非常支用，必须干告朝廷，既在经费之外，"
- "乾德诏令的重要意义，就是确定了中央对地方所有财赋的支配权。 首先，天下州军财赋，须由中央规定其得以支用的项目与数额。史称“朝廷自克平诸国，财力雄富。然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故费浸多”。苏辙说“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也就是这个意思。 这里所说的“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于三司”，当然并不可能指一切开支都由三司具体经办，而是说州军的所有财政开支，都出于三司的计度规定。正如南宋李光(1078-1159)所说：“祖宗之制，天下财谷悉总于三司，非条例有定数，不敢擅支。”因此宋代地方州军留用财赋，被称为“系省钱物”。“系省”者，即指地方谷帛钱物，系籍于省司(三司、户部"
- "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地方财政管理各方面自然会受到中央的种种制约，北宋苏辙至称“举四海之大，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事实上，中央既难以保证地方财政的供赡，更无力督责各种法令真正贯彻落实。至少就财政方面看来，大一统帝国的“全国一盘棋”并未形成，倒反呈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的双重特性。地方政府的法外行为，其实正是这一体制的必要补充。极端的例子，州县干脆将赋税名目直接分摊于胥吏，由他们负担征敛，其余一切不问，令人恍如看到先秦分封食邑。 那么所谓的中央集权体制，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宋代财政史的例子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明确的答案，即中央政府对全国的资源独占。从北宋前期起，直到南宋末年，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财政征"
- "在源源不断地向中央政府输送财赋之外，集权体制对地方社会还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也许逸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从宋代地方财政史的史实看，可以肯定的是，将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看做大一统帝国确立的历史前提，恐怕是失于天真。中外历史比较告诉我们，国境线并不是经济交流的主要障碍。在大一统帝国内部，想要做到“全国一盘棋”，有时竟会有意想不到的困难。不过大一统帝国的确给社会带来了一个直接后果，那就是社会必须承担起维持大一统帝国所必需的、巨额的财政开支，用以供赡为安内攘外所需的庞大常备军，与统治这个帝国的、不断自我膨胀的官僚队伍。这是我们必须为大一统支付的成本代价。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赋役收入是国家机器得以存在的经济基"
作者简介
包伟民，1988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浙江省历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代东南区域史。代表作为《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
目录
用户评论
不明觉厉
人间清醒，进得来又出得去。
宋代地方财政，既有历代王朝普遍性的一面，如对前朝的因袭、杂税化、非制度化等等，特殊性在于征榷收入所占占据很大比例。征榷与其说是商业税，但有着浓厚的人头税因素，实际上是由国家垄断商业利益。宋代承袭唐五代的地产情况，政令不下基层，依靠正赋实际上是难以增加收入，选择采取了征榷这种手段，实际上反映的是专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程度。从财政出发，各级政权形成了阶层性集权；大一统国家内部的差异又呈现出了地方性适应的特点。可以看见集权体制对上下分权的处理是相当实用主义的，中央集权与地方无序并存。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这套脱离制度设计的非制度下的“制度”又何尝不是政府与民众之间互相博弈的结果？地方民众是否完全是被动的，既有的“不合理”政策是否是两者博弈所得出的平衡点？
好书，要反复读。
宋史研究成果北宋多于南宋，而对南宋史的研究又往往是前期多于后期，使南宋后期历史研究成为宋史研究中比较薄弱的领域。主要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零散给研究带来了极大困难。张金岭《晚宋时期财政危机研究》着力收罗散缺的材料，爬梳南宋后期财政危机的状况，及其与南宋政局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财政危机不断加深的原因。在军政开支不断膨胀而各项收入逐渐减少的常规财政原因之外，该书提出了“士大夫无耻”这一似非而是的重要原因。士大夫是宋代社会统治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由于南宋初年宋高宗与秦桧等当权者的相继摧折、毒害和不良政风的影响，到了南宋晚期，大多数士大夫缺乏社会责任感，名节沦丧，苟且偷安，因循度日，甚者玩弛政令，贪婪腐化，侵蚀财政。用古代义利概念阐述了士大夫道德与社会财政之间的关系。
整体尚可，偏通识，欠深度。历史素材引用有些杂乱，时而堆砌时而空洞。相比同类型的书籍如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岩井茂树《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欠缺甚多
包公对两税法和建中定制的认识，很马克思。瞿同祖之后，包伟民，岩井，秦晖，从赋役的角度详细的解释了利维坦的怎亏民，定体问面向，与更为宏观经济学的刘光临、王业键、李怀印的研究路径不同，也与较为温和的刘志伟，周健的研究路径不同。对我启发有，一，转运司的监督而非实体制，二，州作为核心地方财政单位，三，王安石变法后，宋朝财政有经费-贮备两套系统。四，以额为核心的区域不平等，和通过区划调整与核算单位来达到均平。军事财政国家在宋代的构造。五，强调宋代财政构造对中晚唐的继承性。我在想，盛唐崩溃之后，地方以镇为单位形成军事-财政竞争，并不断改进，最后通往新的集权性国家，并最终形成新的统一。而这种对晚唐继承性大的重构，确以对盛唐的追慕为认同，最终成为中世盛期，而非近代早期。
有逻辑有常识有格局的著作。不断被包老师圈粉，可惜只听过包老师的几场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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