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第三卷总结了20世纪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史。它的各章以20世纪的重大事件为线索，如著名的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讨论了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其中包括技术变革、企业经济的繁荣和劳动法的发展。同时，该卷也讨论了农业、人口、劳动力市场、城市和区域结构的变化，其他一些章节还研究了不平等与贫穷、贸易与对外关系、政府管制、公共部门、银行与金融业。
AI导读
核心看点
- 聚焦20世纪美加经济史，涵盖大萧条与两次世界大战等重大事件。
- 深入探讨技术变革、人力资本积累及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发展趋势。
- 分析政府管制、金融体系演变及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起伏变化。
适合谁读
- 对美国经济史、宏观经济学及制度变迁感兴趣的专业研究者。
- 希望从历史脉络理解现代经济政策与社会结构变化的读者。
- 关注技术革命、城市化进程及不平等问题的社科爱好者。
读前提醒
- 本书为多作者合著，视角多元但深度不一，适合作为入门参考。
- 内容学术性强且篇幅较长，建议结合具体章节按需阅读。
- 注意成书年代背景，部分观点需结合当下语境批判性思考。
读者共识
- 剑桥史系列经典之作，资料详实，是研究该领域的权威参考书。
- 部分章节略显浅泛，作为科普入门尚可，深度研究需补充专著。
- 多角度解读历史，有助于理解经济现象背后的社会与政治动因。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20世纪中人力资本形成有两个明显的高潮。第一个发生在前1/4个世纪，中学教育扩展到更大比例的人口，而“大学教育”运动形成了第二个高潮，它集中了20世纪中期之后的能量。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中，年龄为5~24岁的人口中只有不到一半能够进入正规的教育机构中学习。从大约1890年的低谷开始，增长速度逐渐加快，反映在随后的20年里，25岁以上所有男子的在校平均学习年数不断加速上升；在1910-1920年间，它上升了6.4%，在随后的10年中是7.6%，直至40年代达到最高的增长率。在1886-1890年出生的人群和1920-1930年出生的人群之间，美国男子的平均在校年数由7.56年上升到11.46年"
- "我们可能会把决定取得生产力相对迅速增长的条件分为两大类：决定国家生产力水平提高潜力的条件和影响实现潜力的能力的条件。 简单的赶超假说认为，决定一国相对增长潜力的因素之一是它落后领先者的距离。但是很明显，增长记录与这个无条件的趋同假说的预测并不吻合。国家之间“某些相似”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总是有一些限制性的条件阻碍了国家过去的增长，并阻碍了一国如假说所预示的那样取得技术和组织飞跃。我们把对落后国家增长潜力的限制分为两种。 一种是来自“技术叠合”的限制。前沿技术并非在各个方面都是齐头并进的；也就是说，它们对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的生产力，对生产要素需求和不同规模产出的效率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它们是以"
- "除了经济制度之外，还有其他差异削弱了欧洲国家在19世纪20世纪初赶超美国的能力。19世纪末期的美国与西欧在社会结构、人民的世界观及其行为标准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在美国，充足的土地能够提供获得以当时标准看来相当令人满意的收入的机会，它培育出了收入与财富的相对平等分配和平等精神。美国清教徒的宗教信仰对追求财富持一种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老旧的欧洲社会阶层结构与情感在美国财富与机会广布的环境下消失了，美国人更多的是根据成功来相互评判，而财富成为主要的区别标志，此外没有其他的成功品质。美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鼓励勤奋、节俭和创业，给予贸易与商业生活的地位不必其他职业低，甚至前者的地位更高。 尽管19世纪"
- "空间体系变化中的三种相互联系的因素是：市场因素、非市场因素和被我称为“超市场”的因素。市场因素，如投入价格与产出市场地点，与区位理论和许多历史纪录是最相吻合的。不断降低的运输成本将许多经济活动从19世纪的地理限制中解放出来，人口与就业向南方与西部的转移对劳动与能源降价起到了部分作用。而最重要的可能是城市增长不断自我加强，为新地区的制造业与服务业提供市场。 城镇发展受到通过市场发挥作用的外部经济收益的影响，也受到外部性的影响（包括正影响与负影响），但外部性并不通过市场发挥作用。制造业中的规模经济帮助东北与中西部制造业地带在19世纪末期与20世纪早期“锁定”了初步领先优势。即便是在那时，像纺织这种"
- "有三种基本的组织（企业、政府、家庭）从事着城市活动，当经济的产业结构改变时，这些活动也发生了变化，政府的生产先增加后减少，许多城市家庭发现它们的活动只局限于再生产——抚养子女——而且生活水平还相当低，没能同时参与生产与再生产。随着近些年新移民的进入，城市可能会恢复吸纳移民并让他们重建家园的历史性角色，使他们不仅成为工薪阶层，也为移民企业家的产生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基础。一些其他因素，包括就业增长向郊区与偏远地区的转移、长期延续的种族歧视使得美国城市中心的边缘人口长久的存在下去。 上面所说的模式是由市场因素、非市场因素和超市场因素引起的，政府政策和企业与家庭制度变革反映了市场与非市场因素，而超市场"
- "正如一位这一理论的推崇者所说的，原材料理论可能是“加拿大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最为突出的贡献”。人们可以争论这一陈述的准确度，却难以否认这一理论在加拿大经济史上的地位。原因很简单：这一理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这个国家中。任何对于资源丰富而人力资源贫乏的国家的发展决定因素的解释，都必须将核心定位于充分利用这些未被开发的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方式的影响上，在一个未被开发的郭佳丽，只有预测到能够开发出一种具有竞争力的出口产品，使其回报至少等于所投入的可变要素的机会成本，才能吸引劳动力和资本。实际上，除非预见到这些可变要素的投入最终将获得收益，否则它们将不可能被投入某一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发展起来的商品是"
- "全面的通货紧缩有两种效应：动态效应和静态效应。静态效应，就是人们有时说的凯恩斯效应，即货币增加了购买力。一定的名义货币存量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使得真实的资产余额增加。总需求下降更多的影响了价格而不是生产。这样，通货紧缩取代了经济萧条。 动态效应，就是人们有时说的蒙代尔效应，它通过预期产生作用。如果人们预期通货紧缩将持续下去，那么他们就预期将来的价格会比现在的价格更低。他们会持币待购以从未来预期的更低价格中获益，他们就不愿意以任何名义利率贷款，因为他们将来必须用美元还款，而那时的美元会因为物价水平比现在低而更值钱。简而言之，实际利率这时会高于名义利率。这样，通货紧缩引起了经济萧条。 为了区分这两"
- "如何解释20世纪美国比较优势的起伏变化呢？幸运的是，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阐述，因为20世纪的美国已经成为验证国际贸易理论最好的实例。一般来说，任何国家的贸易模式都与以下几个因素相关：（1）产品需求的国际性差异；（2）技术的国际性差异；（3）要素禀赋的国际性差异。没有任何一个因素可以解释所有的贸易现象。从理论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三个因素在所有因素中占有主导地位。对比较优势进行探究的最好的起点任然是赫克歇尔-俄林的那个被最广泛的应用又最经不起推敲的国际贸易理论版本；各个国家倾向于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它们的充足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它们的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 有三种简便的方式来总结"
作者简介
斯坦利·L·恩格尔曼（Stanley L. Engerman）是罗彻斯特大学的John H. Munro经济学教授及历史学教授。
已故的罗伯特·E·高尔曼（Robert E. Gallman）是查布尔希尔市北卡罗来纳大学的Kenan经济学及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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