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共和国 - [法] 萨米埃尔·布雄](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218166100.jpg)
书籍介绍
翻开这本书，最先撞进眼里的往往不是感动，而是一声闷响：一群孩子被推上“市长”“法官”“货币发行者”的位置，认真地运作着一套超出年龄的“共和国”。作者没有把镜头对准孩子，而是对准了把孩子推上位置的那些大人——逃避战争责任的成人、借慈善捞私利的机构、把儿童当作政治展览品的各国政府。读者最痛的那一点正在于此：当成年人把重建世界的乌托邦强加给战争孤儿，他们看似在拯救孩子，实则是在转嫁本属于大人的罪责。这本书的可贵，在于它拒绝廉价的赞歌，也不落入“理想主义注定幼稚”的俗套，而是冷静地追问：以孩子为主角的社会实验，究竟是在教育孩子，还是在大人手里沦为各种私利的循环？它适合所有对“人道主义”“慈善”“教育乌托邦”保持警惕的人阅读。
作者简介
[法] 萨米埃尔·布雄，巴黎第八大学教育学讲师。
[法] 马蒂亚斯·加尔代，巴黎第八大学教育史教授。
[法] 马蒂娜·吕沙，日内瓦大学社会文化史副教授。
马雅，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曾为中国网新闻中心国际组撰稿，现为自由译者。
陈秋含，毕业于法国索邦大学语言学系， 现为自由译者。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基于大量原始档案与一手资料，严谨还原了二战后欧洲“小孩共和国”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实验。书中详细记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各国精英如何试图通过让战争孤儿建立自治政府、法院和货币，来实践新教育理念与国际主义理想，展现了人道主义援助与教育乌托邦交织的复杂历史图景。
- 深入剖析了该实验从兴起走向衰落的深层原因。书中揭示了地缘政治、冷战意识形态冲突以及各国国内政策如何侵蚀人道主义理性，导致原本旨在促进国际理解与和平的“儿童村”最终沦为政治工具或被边缘化，反映了理想主义在现实政治面前的脆弱性。
- 探讨了成人世界对战争受难儿童的复杂心态与责任缺失。书中指出，成年人将重建世界的希望强加于儿童，试图让他们创造乌托邦以反哺成人社会，这种傲慢与自私不仅忽视了儿童的真实需求，更使儿童成为政治舞台上的展览品，而非独立的个体，这一历史教训对当代教育与社会伦理具有深刻警示意义。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史料详实，揭示了这段隐秘而重要的历史，但批评其缺乏儿童视角的叙事，内容多为成人会议记录与理论争辩的堆砌，缺乏对儿童真实心理与感受的深入刻画，导致阅读体验枯燥且情感共鸣不足，难以全面理解该实验对儿童个体的实际影响。
- 多数读者认同书中对“小孩共和国”失败根源的批判，即成人将政治诉求与乌托邦幻想强加于儿童，使其成为国际和解的表演工具与冷战人质。读者认为这一历史教训极具现实意义，警示当代社会不应让孩子承担成人世界的罪责与政治包袱，强调儿童权利与独立人格的重要性。
- 部分读者指出本书在学术深度上有所欠缺，认为其仅停留在史料整理层面，缺乏对教育学、政治学维度的深入分析与理论升华。尽管揭示了历史真相，但未能提供更具建设性的反思或替代方案，导致读者在了解历史悲剧后，难以获得更深层次的理论启发或实践指导。
精彩摘录
- "教师的存在保证着这项“共和制度”的正常运作，“共和国制度”是规范行为的手段。因此，在1948年5月29日的集会上，就孩子们不久前犯下的错误以及日后危及“小孩共和国”的更普遍的潜在状况，安诺尼向孩子们提出了他们的义务和责任。在宣读完“宪法”后——这听起来就像重申一遍法律——教师将孩子们分为3组：“新来者”“公民”和“小校村共和国冷漠者”（他们没有许可、没有报酬或特殊膳食）。一段时间后，教师公布了被否定“公民资格”的名单，在教师团队看来，这也是一种胜利。1948年6月6日上午10时40分，“市政委员会”召开会议，当天的报告中这样写道： 这次“市政委员会”会议的目的是审查前段时间获得“公民”身份的所"
- "在贵格会中心的会议上，朱丽叶·帕里提出“要建立培训学校，为所有希望积极参与战后教育工作的人员提供基本培训”。随着战争结束，的确需要考虑在瑞士国土上生活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以保证他们返回祖国时仍然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其中一些孩子是犹太人。她表示，有能力疗愈孩子们在战争中所受创伤的教育工作者和社工少之又少，尤其在老师们也是战争受害者的情况下。然而，全球冲突造成的这种局面下，人们急需一支一流的教育团队——能够理解儿童所遭受的苦难，运用教育方法，能够本着和平、民主和国际精神来培养新公民。因此，身心重建将是教育者的重要任务，孩子们的肉体和心理都遭受了创伤，但同时，他们拥有开创新世界的能力。 因此，难民儿"
- "例如，那一年，法国记者朱尔—安德烈·耶格(Jules-André Jaeger)负责的一门课程就是着眼于“重建欧洲精神的有关问题”。他是占领军文化专员，事实上也是德国问题专家，刚刚重启在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欧洲研究所。1946年10月8日，他在《洛桑公报》(La Gazette de Lausanne)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青年》（《Jeunesse du monde》）的文章，就一个尖锐的问题发表了他的观点：要想德国青少年摆脱极权主义思想的污染，必须进行彻底的基础工作，因为“现在的德国年轻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走上了军旅之路，只受过军事纪律的训练，他们不具备任何其他方面的视野。他们"
- "居伊·里塞尔作为专家受邀参加会议，他认为，真正的家庭是无法替代的，但是孩子对家的感情可以转移到其他人或其他“客体”身上。罗伯特·普雷奥认为不可能找到能够扮演父母角色的教育者，而且孩子既不应该依附于父母，也不应该依附于老师。在他看来，只有儿童团体的负责人才是孩子们能够信任的稳定对象，即使有些孩子已经离开了儿童团体，他们仍然把负责人视为很重要的人。这个想法得到了“马西内尔儿童村”负责人德库曼的认同，在他的“儿童村”里，很难称教育工作者担当了“母亲”的角色，不过负责人和他的妻子可以代表孩子们所必需的权威。另一方面，儿童团体可以给孩子们一种“集体荣誉感”，一种类似于小孩通常在家庭中学到的团结精神。他借"
- "霍克斯特又回到了讨论的正题上。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摆脱某些“儿童村”随着自给自足而来的封闭和孤立：“孤立是几个封闭的儿童之家面临的最大危险。”因此，有必要增加“儿童村”里的孩子们与本国其他儿童接触的机会，而不是将兄弟姐妹分开，还要保持他们与家庭或邻居的联系。他还认为，“儿童村”应该靠近公立学校、儿童诊所，与医生、精神病医生保持密切联系。他主要对“‘儿童村’是一个人为营造出来的环境”这一点提出了疑问，既然教育的目标是使孩子们回归“正常生活”，那么儿童团体应该向家庭模式靠近。"
- "布尔盖说孩子们总是害怕“他们的生活只是一个梦”，这也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心理学家雷伊告诫人们警惕“城堡生活”的人为性。沃什伯恩同意他的观点，安全感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智力发展至关重要，而这需要在家庭内部实施得到保障。这位美国教育家认为，“儿童村”可以按“小家庭”的形式来组织，每个房子（家庭）都有“父亲”和“母亲”的角色，这样就可以为儿童提供这种安全感。他再一次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说道：“没有什么能取代家庭。”他在报告里写到，“儿童村”就是很多“家庭”的集合，家里有养父母，养育不超过12个孩子。家庭必须是一个“符合儿童志趣”的有吸引力的地方，学校必须“在民主和协作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这样的儿童团体"
- "之后的讨论比较了传统教育与新教育或现代教育。普雷奥医生是现代教育的支持者，这种教育要求个人及其利益服从于团体和社会的利益。为此，他仍然赞成对孩子实行约束。对亚当博士来说，“儿童村”显然必须成为现代教育的中心，因为它有充满活力的特点，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充分发展自我的个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泰蕾兹·布罗斯强调要实行一种使人们能够在社会进步中合作的教育，要给儿童以“全世界的文化遗产”，也就是一种“国际理解”。沃什伯恩则认为新教育必须建立在孩子自愿选择活动的基础上，而不该强加，是责任感让儿童与团体、社会和世界联系起来。他说：“个人的福祉和社会的福祉是不可分割的，哪个都不应为另一个牺牲。”玛丽·迈尔霍费"
- "7月9日星期五，科迪尼奥拉继续了这场讨论。对他来说，只有现代教育才能适应现代生活的要求，但不管具体采用什么方法，都有必要就其一般原则达成一致。他还重申了现代教育的目标：独立判断，创造能力，反思和观察能力，主动性，“个人意识”和自由。教育者可以发出指令，但孩子们有选择是否接受的自由权利。这和传统教育不同：传统教育是被动的，不能够像通识教育和人文主义教育那样让个体适应“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科迪尼奥拉认为，不仅要反对传统教育，而且还要反对“冒充现代教育的骗子”，这些“骗子”可能表现为其他科学的、技术的或实用的，甚至专制的理想，成为一种威权主义阵营。他们将旧的教学法藏在“新教育体系”中，有时我们都不"
目录
引言：人道主义事业，还是教育的乌托邦?
第一章法国教师夫妇人道主义行动的教育启示
第二章由爱尔兰神父创立、瑞士推动的意大利“儿童村”
第三章一群瑞士理想主义者决定创建一个“小欧洲”
第四章法国精神病学家的“自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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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将孩子们组织在一起，训练他们的自治能力和组织能力，试图建设人类社会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尽管遗憾落幕，仍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启示。
二战之后的惨剧，现实中的《蝇王》。
这本万有引力新书是话题很感兴趣，读过之后感触也很多的一本书。话题主要围绕1948年一次教育实验展开。此次试验将二战中数以百万计的孤儿组织起来，让孩子形成自己的自治机构。书中这些儿童，人们似乎都希望他们可以达成万众瞩目的效果。但很遗憾，随着对战争创伤的遗忘，随着时间流逝，栽下的果树或许结出过果实。但有更高产的果树，更甜美的果实。因此也就顺理成章地被遗忘了。但或许教育和植树确实有共同之处。相似的教育理想和教育实践并没有就此断绝。有理想的人们依旧在路上。有一种薪火相传的感动。
人们为这些战争遗孤，做多少事情都不算多。
实验灵感来自新教育运动和“自治”思想，数百万儿童被聚集安置在各个“儿童村”，并享有组建并管理自己的“政府”的权力，成年人主动退出了属于孩子们的小社会，以促进他们交流融合、改变世界、重塑民主的意愿和能力。“儿童村”在20世纪40年代受到了广泛关注，但自50年代逐渐衰落了。首先是地缘政治对人道主义理性不可避免的侵扰，破坏了曾经自称超越一切意识形态鸿沟、培养国际理解的乌托邦。志愿学者和资助者之间的分歧也削弱了事业的进展，更重要的是，“儿童村”产生在特定的环境和国家背景下，是作为孤立和封闭的微观社会存在的，在那里，对公民身份的学习是通过模仿或委托责任来完成的，并非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教育形式。
三位作者既看到了“小孩共和国”的普世意义（和平、理解、民主、自治），又认识到其有着乌托邦的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尤其是将之放到“国际交流”这把双刃剑上考验的时候。二战后的国际政治决定了各国的国内政策，国内政策决定“小孩共和国”的定位，毕竟它不是“桃花源”：法国剥离了医疗介入而拥抱世俗主义，意大利为天主教所割裂，瑞士作为发源地被国际儿童运动边缘化，特别是“冷战”双方对儿童的“绑架”。撇开国际国内因素，“小孩共和国”自身也酝酿着民主的暴政的因子，且其核心价值“民主、自治”又有沦为小孩扮演大人的cosplay之嫌，进一步与真实社会生活脱节。“小孩共和国”从让人振奋、推广、到衰落、废弃，本书是对这座巴别塔的纪念和凭吊。
一次注定失败的社会实验。但能让人了解这一事件和这段历史。
让一群失去家人，饱受战争摧残的孩童，组建成一个社会小群体，通过远离成年人世界的方法，帮助他们重塑身心。看似这种方法充满了对孩童们的关心，实则却无比荒谬。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孩子们的心智尚未成熟，还遭遇了战火的洗礼，更应该让他们回归家庭的氛围，在正常人的生活方式下回归正轨，而不是寄希望让他们彼此相互治愈，在一个缺乏温情的环境下成长。
罗翔老师说，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很多时候过分的逻辑推演会把我们逼向怪圈。而我在读过这本书后，想把这句话再扩大一番：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绝大数事物的生命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都不适用于过分的逻辑推演。
这本书讲述的故事是发生在二战时期的真实故事，图书为精装，很有质感的装订设计，书中有黑白插图的真实照片漫画等。故事的中心思想是在讨论人道主义救援下的儿童和政治的关系，这群孩子战争下流离失所的孩子在各方资助下成立了自己的小国家，新“欧洲”，而这个小国家又面临了从内到外的重重问题。读后感是挺沉重的，结合目前从新闻里看到的加沙地带被战争残害的儿童相关的图像文字，觉得对儿童而言战争真的好残酷，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小孩共和国”的概念在当时的出发点是好的，被要求扮演相关角色的儿童虽然可怜，但好在得到了战争中的庇护幸免于难，这个社会实验室有点残忍但又充满了人道主义的光辉。真心的祝愿世界和平，所有的人都能够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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