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之后 - [美] 沙培德](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214283269.jpg)
书籍介绍
1885年至1924年间中国经历了剧烈的政治与文化变革，这场变革根本上是由人们思想上的转变引起的。本书追溯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形成，探讨经历过两千多年君主统治的中国人，为何在清末民初不再相信君主制，并且如何在新观念上建设新的国家。作者娴熟运用各类史料，不仅梳理主要政治思想家的思想演变，分析大众政治文化中反映出来的观念，还重点阐释“公民”“主权”等概念在中国被吸收与改进的过程，为中国从旧式王朝向现代国家的关键转型提供了新的解释，对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经典话题亦能有所启发。
方法论上，本书将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演变置于国内政治斗争以及对帝国主义反应的大背景之下，勾勒出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清晰脉络，提供了一种对跨文化知识交流的有益探索。
作者简介：
沙培德（Peter Zarrow）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比较政治与政治史，对中国近代革命史、晚清至民国的知识与政治转型等问题有专精研究，在海内外中国史学界有广泛影响。著有《帝国之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1885—192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等。
译者简介：
刘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北京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研究专长为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中美关系史。近年来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两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美国政府与庚子事变研究（1899—1901）》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梳理1885至1924年中国国家观念转型
- 解析公民主权概念在中国的吸收过程
- 揭示从帝制到共和的思想演变脉络
适合谁读
- 中国近代史与思想史研究者
- 关注民族主义起源的读者
- 海外中国研究爱好者
读前提醒
- 注意译文对中文引文的回译处理
- 关注康梁等关键人物的思想流变
- 结合政治斗争背景理解观念变迁
读者共识
- 选题具有挑战性且视角独特
- 翻译质量引发较多争议与批评
- 适合对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选读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君主制又是什么呢？何时会被民主取代？在1989年的前几年，梁启超不愿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实际上，他一方面尖锐地批评君主制，呼吁民众参与政府管理；另一方面欣赏君王的特殊力量，担心人民无法驾驭民主。跟康有为一样，梁启超根据终极标准或道德标准来判断统治权，但梁启超强调了“公”，它在概念上与实际的群体问题有关，而不是与“仁”有关，这还需要进一步的阐释。在整个19世纪90年代，梁启超一直忠于君主制，特别是对清朝和儒学（保教）的忠诚，但他对政治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尖锐，甚至是挖苦。 梁启超对君主制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他的第一篇文章《变法通议》中，该文章于1896年和1897年连载出版。这里，梁"
- "尽管如此，梁启超已经沉迷于对王权制度本身的尖锐攻击，他在1897年给严复的一封信中有最明显的表述。梁启超虽然否认中国的历史从根本上逊于西方的历史，但他认同严复的判断，即黄种人衰落的原因归结为统治（君主）。此外，“一个国家的力量最终来自民主。这是民主的本质。君主制只有自私（私），而民主只有公共意识（公）。公共意识是治理的最终标准，而自始植根于人性”。在将君主制等同于自私时，梁氏并不是说自私是完全错误的，而是说私人利益在公共领域中没有地位。除了表示自私，“私”还表示个人和隐私，这层意思也是梁启超所强调的。梁启超批评了儒家传统思想中强调自我控制或“自我压制”（克己）的道德价值的一小部分，他指出，自私"
-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公的概念（公共、公共思想、公正、普遍主义）对清末文人至关重要。许多激进分子将（幻想的）西方视为实现了中国联邦（天下为公）梦想的典范，在民主梦想中，民主实践消除了上下层社会的阶级差异，社会得到了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西方”是公价值观的代名词。即使对于那些憎恨或惧怕西方的学者，上古的三代也提供了可以被称为民主的制度，因此三代成为公价值观的另一个代名词。然而与此同时，进化史或线性时间原理的应用表明，三代只能是原始时代。这就是康有为三世思想的逻辑结论。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梁启超用普世的术语解释了社会的演变，他认为三世的演变阶段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西方。尽管古希腊和罗马可能实"
- "梁启超认为政治是规范化的公众，基于这一认识，他在1898年至1902年间发展了公民民族主义理论。这一点在对梁启超的学术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探索。在这里，我将按时间顺序简化列如下： 1、在1896年和1898年之间，梁启超追随康有为的脚步，同时致力于大部分通过儒家今文经理解的世界历史发展的愿景以及使中国变强；他也比康有为更加矛盾的倾向于反满主义和民主思想。 2、1898年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变得更加激进，也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他通过日本对欧洲和英美的政治理论和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至少短暂的，他与反满革命者亲近，并脱离了康有为的影响。但是，他也开始发展出一种“更大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形"
- "确实，根据严复的说法，是人们自己首先学习了，如何种植农作物、制作工具和交换商品。然后，他们发现有些被骗并被偷走了，因此他们意识到需要管理者。他们交税以支持政府。因此，“统治者”是人民决定的结果，当他不履行职责时，他们就可以摆脱他。严氏得出结论，统治是“必要”的结果——人民之所以制定统治是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但是，正是他们的理性和合理行动才造就了统治者。严氏暗示，以货物换取统治者的施政和军事技术，其核心是平等的关系。统治者的唯一职责是保护人民，只要有贼和霸凌，就需要统治者。但是，对于严氏来说，自秦统一以来，君主制本身就依附于盗窃和欺凌，国家是从人民那里盗来的。而且由于皇帝知道他们窃取了国家，他们"
- "张之洞先是作为李鸿章的接替者，然后成为竞争对手，之后再实际取代李氏成为清廷最有力的改革声音（李氏于1901年去世），张之洞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在这方面，他更像曾国藩，而不是李鸿章。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建立了学校和基础设施，鼓励相对偏远地区的发展。但是他始终关心他希望进行改革的政治道德基础，并且他反对任何可能挑战社会或政治等级制度的改革。当严复对韩愈的反驳发表在张氏本人赞助的一本杂志上，并且张氏的敌人可能会用它来攻击他时，张氏的第一个反应只有恐惧。严复曾经认为张之洞比李鸿章更致力于改革，张之洞令编辑道歉，他组织了一次由御史屠仁守执笔的反驳。 屠氏的反驳承认中国文化存在缺陷，有些东西可以从西方学到。"
- "在哲学层面上，父子纽带和君臣纽带是一个：二者都以孝为基础，并且都植根于天理。但是在心理层面上，人们实际离家更近。晚晴的保守派似乎没有想到这样的观点，即民主可能以不需要平等的方式来定义政治体制。对平等主义的恐惧是他们攻击民主的根源。在攻击康有为的奏折中，文悌（字仲恭）强调，康氏的平等主义会导致混乱。根据文悌的说法，改良派是如此极端，他们想要统治者和臣民平等，并且模糊了男女之间的区别。为了获取财富和权力，中国在政治和习俗上正在变成西方国家。然而随着民主而来的，不只是财富，还有每个中国人为了个人利益而展开的无休止的斗争。文悌称，他曾面告康有为，爱国是不够的：忠于君主（忠君）和清朝是必要的。同样，叶德"
- "用“汉民族”来思考的一个结果是将国家重新变成“人民（汉人）的财产”这一概念。对许多革命者而言，尽管不是全部，但只有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才能跟民主与平等相适应。至少，汉民族注意不可避免的树立了人们之间横向联系的愿景，并教给人们文明（和同化）人民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帝国主义强调大一统和教化的自然传承，尽管这种普遍的价值观与其民族特色主义息息相关。最后，反满主义在粉碎帝国统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基于反满主义的思想家们的理念也许是不连贯的，他们的理念还基于伪科学的人种学、对历史的曲解以及奇怪的民族国家目的论。但是这些不是晚清的显著问题。 至少对于像梁启超这样的批"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沙培德（Peter Zarrow）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比较政治与政治史，对中国近代革命史、晚清至民国的知识与政治转型等问题有专精研究，在海内外中国史学界有广泛影响。著有《帝国之后：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转型（1885—1924）》《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等。
译者简介：
刘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后，北京大学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培养历史学博士。研究专长为中国近代政治外交史、中美关系史。近年来主持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两项，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美国政府与庚子事变研究（1899—1901）》等。
目录
用户评论
。
本书主要是围绕中国人对皇帝制度的观念转变来讲述的，始于维新运动的知识分子教父康有为，终于 1924 年最后一位清朝皇帝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在书中我们能见到知识分子们的新思想、新思维方式的流行与蔓延，进化主义、功利主义和民主观念等都不断冲击着封建君主观念，清楚地为我们呈现了清末民初国家概念在知识分子中的动态变化及其演变历程。
比较贴近历史史实的一次梳理了，虽然没有那么理论和深入，但尊重历史的真实发展过程和个人思想的不断转变最重要。（1904年，慈禧的照片可以随意购买）（清末《扬州十日记》等的再流行是创伤记忆的一次运作）（民初的国民身份通过一系列政治仪式奠定）
实际上这本书讲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概念和国家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中国人是如何开始就认同民族国家的。
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一言以蔽之，就是众多亲历那个时代的学人回忆录里提到的一个细节，即普通人家陈列的“天地君亲师”牌匾，是如何通过这一时期数十年的思想演化与大众化、社会化历程，成功转化为“天地国亲师”的。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作者一方面注重思想者的思想革新与主流政治力量之间的对抗、互动、融合与转化，另一方面也注重这些纷繁思想借助于媒体、集体行动、演讲等不同传播路径，成功转化为大众社会文化心理的历程还原呈现。之于这些论述，作者一方面给出民国初期多次帝制复辟失败的深层次社会性原因，另一方面也对君主观念转化为国家观念之后、国家主义力量之于个人权益和自由的“挤出效应”给出客观评价，从而为这之后百年中国历史的演化轨迹，给出一个社会思想史层面的解释路径。综上所述，非常值得推荐和细读。
分析深度不够。译者未能将书的中文引用恢复成原文，可谓是译文的最大败笔，严重影响了读者对近代历史的体味以及对此书的精准把握。
选读。
收藏